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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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就知道大。”周恩来说＇19＇。
据确切的记载，直到1964年，这位鞠躬尽瘁的总理才明确承认“规划的时候，
对一个最难治的河，各方面的研究不够”＇20＇。而在五八年的现场会上，他只是一
再强调“要听取反面意见”；“有意识地要树立对立面”；也居然真的从政治上
保护有不同意见的人：“存在着困难，敢于反映，敢于说出来……不是反对建设社
会主义，而是在建设的前提下，争论如何建法，那是允许争论的。”＇21＇这似乎不
能简单地看做让陕西人放胆说话来出出气了事——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民政厅长、
农林厅长，还有河南、山西省长都到了——他可能正要借言之有据的反对意见，煞
一煞无所顾忌的头脑发热风。
据在场的人回忆，1958年的这次现场会争论热烈，陕西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
讲话”；从可以查到的文献看，周恩来确实尽力维护：为把水位降下来，当时真
是半米半米地争，只望少淹点耕地、少迁移些人口。
习仲勋这回像他历来一样，扮演的是“听中央招呼的陕西人”的角色。他的态
度是：“同意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蓄水先控制在340米”；彭老总这回有点
像被临时拉来当差的，只大而化之地应主持人之请讲了些“从六亿人口出发，对六
亿人民有利就作，不利就不作”的话，还以他历来的风格，就移民补偿不够和新建
办公大楼提出批评，说是“缺乏群众观点”。倒是他最后的一句结语，似乎带出了
些情绪——对刚刚过去的反右和一年之后到来的反右倾。他说的是：“我这只是
意见，究竟是香花、是毒草，是人的语言，还是狗屁，要大家来鉴别。”＇22＇
最后定盘子的，是周恩来的总结。他一共谈了12个问题，语气之间，几乎遮掩
不住的，是对浪漫派总体性的无奈、迁就，以及在具体处置上的争夺——典型的周
恩来风格。
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一是坝到底筑到多高、水蓄到多高——
这直接牵涉到淹没和迁移人口；二是泄水深孔孔底高程——这牵涉到能把多少泥沙
冲出去。周恩来在他的总结里最后争取到的是：
按360米设计，350施工，蓄水控制在340米。——这意味着并不否定360米的浪
漫精神，但以当时的现实，只能作到340米。
想来浪漫派当时一定提出“特大洪水”来证明340米不够用，周说的是：
我说控制在340的意见，就是特大的洪水也不超过340，因为根据计算是可能的。
…苏联设计按350米施工，他把那个坝顶一直搞到357。太高了，没有必要。因为不
但有千年一遇的保险系数，还有万年一遇的保险系数，就是说太保险了，我想没有
必要。＇23＇
他把移民线定在了338。5米，就是“迁移30多万人，陕西是23到24万这样一个
数目”。（读者可能记得350米是43。7万，360米是73。5万；后来实际数目是41万）
至于美妙的“综合利用”和“黄河清”怎么办呢，周说的是：
我们修建三门峡水库的目标要明确起来。我们总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点一致
吧。三门峡的今天还是防洪为主，其他为辅。今天，我只讲今天，明天再说。＇24＇
泄水深孔孔底高程，按照原设计是320米。周恩来提出降低，与苏方“还可以
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还能改到300，因为总是降低一点，使泥沙可以多冲出去一
点。”＇25＇
浪漫家当时一定又搬出了水土保持对泥沙的神效。周恩来对此，据当时的记载，
“泼了冷水”。那时是1958年，正处在反右之后的大跃进的兴头上，保守、稳妥与
反革命几乎成了同义语。周恩来为自己当时所采取的这个姿态的解说是：“如果
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对于浪漫家们令人感动的想到什么都敢干，
周是以替他们找台阶的方式予以婉阻的。他说：
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
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
前进。＇26＇
这次降温在三门峡工程史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仅是降降温、避免更大的
损害而已。他所规定的“设计水位，确保西安，不能损害西安”，没有根本遏制住
那时即将沸腾的激情，当然对随后到来的自然的惩罚，也不曾有足够的估计。
“振奋人心”的消息频频传来：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9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就在这时候，好大喜功浪漫家和他们的苏联老大哥又犯了一个错误：
读者可能还记得1957年6月，当黄万里顶着新获得的“右冠”离开讨论会的时
候，最后说的是：“在坝底留有容量足够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
时重新在这里开洞。”这一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在国务院批准的初步设
计里，也明明标有“坝底留泄水孔”，不要将河底12个施工导流底孔堵塞。然而，
在1960年11月至1961年6月间，三门峡工程工地在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的主持下，
对这12个导流底孔，竟全部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堵塞。张教授后来贵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据说除了50年代的狮子滩工程之外，所主持的最大的工
程就是这一项了——虽然自1967年来正以每个导流底孔人民币一千万元的代价将它
们一一重新打通，这是后话。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1961年2月9日，当坝
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338。5米）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
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27＇，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
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工程还在继续。
1961年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0个月后，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
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
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上照例大报喜，但主事的几位，恐怕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
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
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从秦岭下来的清清的渭河（读
者一定知道“泾渭分明”这个成语）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是“来水宣泻不畅”，
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
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
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瞒不住的事实是，由于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翘尾巴”
已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1962年3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
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
水位不得不降低。失了大水头，披红褂彩不足一个月的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
已无用武之地，拆迁到了丹江口电站。
读者这时应该注意到，三门峡工程到此时，只是运用方式作了一些变动，别的
已经建好的还舍不得动。大家后来把这一段称做三门峡“从蓄水拦沙到滞洪排沙”
的第一期工程。这时是1962年3月。
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
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陕西省的风格再高，对于“潼关河
床已抬高，造成渭洛黄河淤积连锁反应”＇28＇，恐怕也不能再容忍下去。
1962年4月，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拟请国务院从速制
定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及管理运用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335
米移民线以上的居民生产、生活、生命安全案”＇29＇。具体建议：坝前水位降到
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增设泄洪排沙设施——换句话说，就是尽量让黄
河照旧流！
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感到陕西人的愤怒。他们是从根上反对三门峡工
程的，用的就是浪漫派所依的根据：既然水土保持能解决泥沙，为什么要三门峡
工程拦沙？ 与今天四川省领导人对三峡工程的态度不同，陕西的父母官们，从1955
年到那时，态度不但明朗，可说相当激烈。但浪漫家不但在共产党独特的哲理上（
“气可鼓而不可泄”；“劲仅鼓‘起’还不够，要鼓‘足’”）占着上风，还有可
以调用全国资金的“中央部”做倚仗，对他们只一味搪塞、应付，劝诱他们作牺牲，
直到他们的牺牲已经大到伤及国家了。
大会决议交水电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研究办理。
1962年8月，1963年7月，两度在北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谁都知道
问题严重，但各有各的主意，且大家都是“党内红色专家”，哪条意见都不能扣上
“阶级敌人破坏”，争来争去，总是议而不决。拖到第三个年头，总淤积已经到了
50亿吨，泥沙淤积的“翘尾巴”，距西安只有30公里了。
再受不了周恩来一贯的顾全大局风范，陕西省这回直接找到毛泽东那里。用官
方史家的话说，“毛主席对（在危难时刻收留供养他的）陕北人民特别有感情”。自
己坐了天下之后令他们受损，怎么着也说不过去。但他本是好大喜功浪漫家们的鼻
祖和靠山，事情弄成这样，不由得很显得有点气急败坏了。毛对周说的是：“三
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30＇
炸掉，有那么便当么？ 周只有硬着头皮补台。1964年12月，周恩来第三次视察
三门峡之后，回北京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和1957年6月那次专家讨论会相比，
这一回，除了“坐而论道”的教授工程师们，握有指挥权的“党内专家”占更大比
例。
周的观点是：
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
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改建后，情形总会好些。当前关
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淤满后遇
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加大泄流排
沙能力，先解决库区淤积的燃眉之急。＇31＇
改建的目标基本上回到温善章过去所提到的低坝方案，自然绕这个大弯子的损
失已无法追回，痛心这余，周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
誉。”
当时已从三门峡总工的位置调任华北水电学院院长的汪胡桢，对他在任时留下
的这一大烂摊子倒是一点愧疚都没有，仍坚持认为“ ‘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
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32＇
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所持观点与黄万里同，认为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
绝非修建水工建筑物等人力所能改变。他的观点是：“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他不认为毛泽东在说气话，力主炸掉大坝，最终进行人工改道。＇33＇
主要的责任者、黄委会兼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王化云的态度，比起汪胡桢来，
稍强一点。这次，他将“水土保持”神话暂放一边，改成了“上拦下排”，认为解
决库区淤积，须靠上游修拦泥水库，把泥沙拦在上游。王化云的这一观点，一直坚
持到80年代末。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的大会上，这位“年逾八旬的
治黄专家”重唱“水土保持”高调，抱怨自己的方略“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所以水
土保持工作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见实现”；而“政治环境——沿河的各级党委在一
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进行治黄工作”，似乎成了三门峡这场烂仗的根本原因。他
后来不知怎么又转了向，认识到“黄河不可能变清”，还把自己的治河思想概括为
“拦（拦泥沙）、用（利用洪水和泥沙）、调（调水调沙）、排（排洪治沙）四个字”；具
体到黄河，应“整治河道，排沙入海——今年研究才认识到”。但三门峡实际上已
经毁掉，他于是力主在三门峡下游小浪底再建一座体现他的“四字方针”的高坝大
库。＇34＇
说得够轻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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