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4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公爹没有理会我的泪水，我觉得他甚至没有看我，但他开口说话了，微弱
、断续却非常清晰，清晰到使得拥在他那间病室的每一个人：奶奶、我的丈夫、医
生、护士、医院保卫部门的人、公安部的人、秦城监狱跟来的人，都听见了——

　　“咱们……顶得住。”

　　那时是１９８９年底，“六·四”之后的恐怖与压抑一点也没有减轻。他开口
说话了，他拼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把我叫来就为跟我说这最后的一句话。我感到一种
父爱的热潮向我涌来，感受到一个幼弱的女孩子所能得到的全部的爱：可依凭、可
信赖、可以毫无戒备地沉浸其中的庄严的父爱。

　　我数十年的渴望有了归结，我数十年的孤苦无依得到了补偿！

　　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有谁的父亲能在这样的时刻如此坚强仁慈，谁的父
亲能在他的孩子最需要他的时候这样无畏？

　　我又被押回牢房。

　　望着窗外铅色的天，和在天的衬托下颤栗在寒风中的树枝，儿时的事一桩桩在
脑海中闪过。是啊，我怎么没有父亲呢，我有四位父亲！


　　　　　　　　　　　　〔一〕我的生父　傅大庆

　　生父牺牲的时候，比我现在年轻。他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人员被日本宪兵
队秘密处决的——也许是秘密解押。将近半个世纪了，这一细节至今无从得到证实
。

　　我完全不记得他了，但据母亲讲，他是很爱我的。

　　“他很洋派，他喜欢第一个孩子是女儿。”妈妈说。

　　１９４１年末，他们受派遣回到外祖父的家所在的北平，以帮闲教授的身份周
旋于汉奸、政客当中。我想他那时一定是非常紧张、非常寂寞的。

　　“他唯一的休息是抱你到北海去。他说小孩子常看水眼睛亮。”妈妈说。

　　他的未了之愿一定很多，但起码这一遗愿是实现了。我的眼睛是很亮，抽象地
说，不少藏着、掖着的苟且之事总让我瞧破；具体说，我也已经见过好几篇文章这
样描绘它。

　　我的从无做官愿望的这一特质可能就来自他——如果爱憎与判断力也能遗传的
话。他是在１９１９年因和陈独秀通信，而后进了这名总书记办的渔阳里俄语专修
馆，并于１９２１年派往苏联，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期学员的“党的骨干”。
但是，直到２０年之后接受了那么艰巨与危险的任务⑵，并且面临早已预料的牺牲
时，他在党内也没有任何职务。

　　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人。据零星得到的材料，他中学读的是教会学校，有很好
的英文底子。从苏联回来之后，俄文已十分流利。在黄埔军校听过他作翻译的人讲
了这样一个“可惊”的事实：他一个人在台上，先将鲍罗廷的俄文译成国语，又将
国语译成广东官话，然后再照样译过去。据李菊生⑶说，当他自己在马来西亚做学
生运动时，父亲是当地地下共产党的负责人，想来他是懂马来文的了。据妈妈说，
在重庆时，一批海南同志来找他，他与他们一直咕哝着她一个字也听不懂的一种话
——想来是海南方言了。最特别的是他与我的外祖父的交往。老先生是清末翰林，
顽固的保光绪派，出于联姻名门之固癖而把我的母亲嫁到湖南曾家。无奈母亲那时
思想太新，自己逃婚到日本，数年后又携这样一名自己“自由”上的女婿归省，外
祖父的怒气可想而知。但事情后来竟朝着人们预料的反面发展，这保皇老人不但接
纳了他，居然还有一首七律写到他们翁婿间的关系：

　　　　　　　　　　　　　敢道滹沱麦汴香，
　　　　　　　　　　　　　臣惭仓卒帝难忘。
　　　　　　　　　　　　　艰难险阻亲尝尽，
　　　　　　　　　　　　　天使他年晋国强。
　　　　　　　　　　　　　蔼蔼苍松伴紫芝，
　　　　　　　　　　　　　颌眉妙墨出瑶池。
　　　　　　　　　　　　　朽株新被祥风拂，
　　　　　　　　　　　　　一夕青回两鬓丝。

　　　　　　　　　　　　　　　广谋贤甥正　冯恕

　　亲友们吟咏玩味之余，一直以为这是马列主义的伟力：我的共产党父亲以主义
征服了顽固的岳丈。直到去年，当父亲的传记作者召集家族座谈会广泛征集信息时
，我才知道，原来他还懂藏文。外公之所以对他认可，是因为他能直接阅读藏经—
—老人只认藏喇嘛，其他所有汉传佛教高僧在他眼里都是野和尚。

　　所有这些，他什么时候学的呢？或者说，以他的天份，几乎不用下功夫学？他
们那一批共产党人都是这样的么？

　　在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他受了很重的刑——这是我的有充分依据的估计。因
为，妈妈作为从犯，又有孕在身，还被抽打、灌凉水、过电——我的妹妹生下来的
时候，小身子上一块紫一块青——对他就可想而知了。

　　那时节，他的感受一定非常复杂。

　　在重庆遇到妈妈的时候，他已经４０岁，朋友之间有“王老五”之称。他们闪
电般地结合，政治，也就是说，党需要他以名人女婿的身份到北平去住家应酬，搜
集情报，恐怕是第一目的。那时候的人，大概将生死看得很轻。翻看他们留下来的
只言片语，我的感觉，在接受这个安排定了的命运的时候，他好象是乐呵呵的。１
９４１年元旦，他们在著名的曾家岩５０号行婚礼。在那方辗转保存下来的喜幛上
，有一首“新郎自题”，向他美满婚姻的牵线人致谢：

　　　　　　　　　　　　　郎才女貌两相忘，
　　　　　　　　　　　　　赢得倾心是庆璋，
　　　　　　　　　　　　　绝俗文章师马列，
　　　　　　　　　　　　　胡公超姊自高强。

　　这是父亲留在世上的唯一的字迹，方方正正，看不出性情与才气。在那首打油
诗旁边，是叶参谋长的批语：

　　　　　　　　　　　　　好不要脸！

　　但也不是所有的与宴者都如此顽皮。‘胡公’周恩来的题辞是：

　　　　　　　　　　　　　形式与内容统一，
　　　　　　　　　　　　　大璋和大庆同心。

　　他的贤妻给出了她自己的人生经验：

　　　　　　　　　　　　　相爱合作，
　　　　　　　　　　　　　善处始终。

　　喜宴结束了，他们结为夫妻。到了年底，带着婴儿（我）北上赴死。在他们的
情感生活里，老实讲，妈妈是很委屈的。父亲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心思
顾到妻儿。这一切，当然，同为ＣＰ的母亲都以“革命”的名义容忍谅解了。在他
们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已经不可免地面临他们最后的时刻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
？

　　那时，他和妈妈分别关在同一个筒子最头上的和最后一间牢房。牢饭，发霉的
杂米和臭了的菜叶，对孕妇也一样。一次，狱卒递过碗来，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又指指那饭。妈妈接过去，急急扒了几口，发现碗底下埋着两块肥肉。

　　“他想到了孩子！”妈妈差点呼出来。没有工作了，妻子和孩子在他的心上终
于有了位置，终于想到了自己的骨血，那个在如此不堪的景况下悄悄长着的小生命
。可是，不是有点晚了么？妈妈此时感受到的幸福是很有些苦涩的。

　　最后一次，压在饭下边的，不是肉了，而是一张字条。虽然都在狱中，他似乎
比妈妈先一步知道日寇的结局，同时也预感到了自己的。他写到了理想，写到了胜
利，他还写到了——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己和家庭，向党提出属于
他个人的要求：“请转告组织，把我们的孩子送到苏联学习。”

　　２０年后，当我已经大学毕业，妈妈在偶然之间提起这一节的时候，我不禁黯
然神伤。我的无畏献身的父亲，在这里犯下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把他的理想看得
太光明了。他到苏联的时候，那里正是“饿乡”，他显然不是想让他的孩子去享庸
福。他把那方土地看成他美丽理想的寄托。然而，他不知道，如果想在一个有党支
部、有常委、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种种鸟事的地方实现平等、自由、无剥削、无倾
轧，要经过多少污泥浊水、殊死抗争⑷。

　　他的第二个错误是他太单纯了。在他的“革命”中，他不争官。但他应该明白
，如果你不是官，没有党内职务，你就不要寄希望于只有官儿们才可能获得的一切
⑸。

　　他也许以自己的心去掂量一名烈士临终的托付；但他忘了，烈士之被活人想起
来，只在那活人觉得需要张扬他的精神，以使更多的人为他们正享用的事业献身的
时候。当然人世间也许不这么势利，也会有人，包括相当志得意满的人偶尔也念念
旧情，但他不应忽略的是，必须立足于不作如是想，才不至受到伤害——当然，在
他的愿望被冷冷拒绝的时候⑹，人已经死了，已无所谓伤害不伤害；而且，他的孩
子虽然未能如他所愿去苏联，也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再有，无论从真正的学识人品
，还是社会的承认，他的三个没什么幸福童年可言的孩子，除了靠自己一点一滴扎
实努力之外没别的出路，最后也都不逊于那些有资格去苏联受教育的同龄人。这，
想来，可以稍稍慰他于九泉之下了。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的缘故吧，虽然我们姐弟作为烈士子女由“组织”
扶养到十八岁，他的名字和事情绝对不许提。妈妈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包括她自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做“叛徒”揪斗的时候，直到１９８０年。一天，她打电话
给我：

　　“爸爸的事让说了……”她装做很平静，可是我感觉得出——父亲牺牲４０年
了，她已将近七十岁！

　　后来，她不知道从那里打听到，有人在编一部《烈士传》，于是起念，希望父
亲的名字能够列进去。我不知这想头折磨了她有多久，我只以不闻不问来泄她的气
。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决定给父亲的显赫老友写信：聂荣臻，邓颖超，还有谁谁
，希望他们就入《传》这事，为父亲的身份做个证明。信发出去了，她等着，一周
、两周，一月、两月……

　　妈妈曾很潇洒。１９５０年初，当她被告知傅大庆的孩子均作为烈士子女由国
家抚养的时候，她声言自己有工作能力，愿共同承担。后来，在她的动员之下，舅
舅们不但献出了外公那所数房聚居的大宅，还将堪称国宝的古玉“召工刀”、“周
公发箍”等老人的多年珍藏献给故宫博物院⑺，弄得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徐冰亲自
到我们家来致谢。

　　分到她名下的外婆的首饰细软，她也一样不要。她和我的继父一直在东北工作
。１９６０年，妈妈终于回到北京。我记得第一次造访她的家的情景。那一次，我
真是大吃一惊。妈妈不是个讲排场的人，这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我万万没有料到，
她的家会徒空四壁到如此地步。对革命、打江山等等，她一定有她自己的理解，与
王震那种出身赤贫，向往“跳到少奶奶的牙床上踩三踩”的泥脚杆子可能完全不同
。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共同事业上的成就所衬托的个人的清贫，才会使她得到真正
精神上的满足。那就坚持下去嘛，这回，何苦呢？

　　她等着，没有回音。信不会收不到，她寄的挂号。或许人家太忙？不会——他
们不但都已离休，还都保留着自己一应俱全的“办公室”。忘记了？也不大可能。
因为，除了老年人其实有更清晰的早年记忆这一一般规律而外，邓妈妈曾于１９７
０年末在一瞥间将我认出，她脱口说的是：“和大璋当年一模一样。”

　　事情明摆着，他们不回答，是因为不愿或者不屑回答——虽然妈妈在信里既没
有要求房子，也没有恳请安置子女；我那时也还没有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
人物”这类帽子。
　　她希望最后能为亡夫作点什么。她心目中的他的“老友”到了儿也没有睬她。


　　父亲几乎没有遗物。他们的曾家岩喜幛，是母亲的一位非共产党的女友，千辛
万苦保存了几十年，文化大革命前夕辗转交还给她的。他曾做过生活书店的编辑，
生前被他的同志们称为“文章高手”。身后留下的，只有一部译著：克劳塞维茨的
《战争论》。
　　　　




　　　　　　　　　　　　〔二〕我的义父　叶剑英

　　我本不愿，或许也不该写我的义父，因为他在历史上名头似乎已被锁定，不但
有官方成摞的、板上钉钉的文件，还有官办的传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