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作品集:失败者的胜利-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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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干就干，立即帮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他的这一态度事后被孙中山骂了
一顿，戴只好表示以后“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时事新报》
主编张东荪是当时唯一一名坚决反对者。这位后来先是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旋而
又成阶下囚的哲学家坚持认为，大家聚在一起只作学术研究；他反对组党，更反对
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实行阶级斗争。这种“消极撤火”的态度在当时的那个场合无疑
于背叛，当然没人理他。老渔洋里2号这一聚谈场所从此让给了坚定分子，后来干
脆转租给共产国际远东部——这时大家才弄清维金斯基的真实身份：他是携带着第
三国际的命令和经费，到中国来组建支部的。
这次聚会之后，《共产党》月刊开始秘密发行，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
毛泽东等摸索改造旧中国的青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共产党，从根上就不正，恐怕难于讳言吧。
03 两个主义
已经离任的最后一届港督彭定康说到亚洲危机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时，有一番精
彩论述。他认为，中国如果再不进行政治改革、让民众有机会“透透气”的话，经
济改革已经很难再上一个台阶。他说：“我就不信列宁主义与资本主义能那么含混
不清地并行不悖。”
非常自然地，听到这话，我们会联想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之后一片肃杀中，为
挽救他濒危的改革，说的另外一句与肥彭的意见相反的话。他说：“只要维持经济
增长，管它姓‘资’还是姓‘社’。”（后来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好啦，有
了他这两句话，1992年之后，一片片农田被开发商“圈”起；一座座豪华大厦拔地
而起；邓家的和别家的共产党员们也都不失时机地富了起来……，终于到了今天—
—贫富悬殊、环境破坏、贪赃横行、道德沦丧。它们姓“资”还是姓“社”？
但不同的主义与信仰本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与一个社区的——这是人类自
共同生存、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以来，最主要的经验与教训。这并存是有条件的，
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主义精神：它不仅是一切制度与规章建立的根本，也是制定与
遵守这些制度规章的人们的生活态度。于是我们知道，原来老邓的“先富起来”和
“姓‘资’姓‘社’”里边少了东西：他的“资”是只有由社会主义权力转化出来
的资本，而没有监督资本发生、维持资本运作的自由与法制精神。也正是在这里，
肥彭给出了他否定的结论。
这又使我们想到了1924—27年间，理想与信念不同的国共两党的合与分——它
们合的初衷，是希望在近期政治目标一致的情况下利用对方、壮大自己（这无可非
议）；但在它们决定分的时候，缺乏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党意识、一味置对方于死地
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
孙中山去世不久，一批从一开始就与共产主义积不相能、被史家称为国民党中
“极右派”的人，曾继“弹劾共产党”之后，再提出召开会议，由多数决议，将共
产党清除出去。无论他们如何事先密谋、如何“总理尸骨未寒”就动起手来，其做
法平心而论都没有什么不正当；甚至可以说，虽然脱胎于同一个中国社会，却比较
懂得，共存于世的两党，无论合作还是竞争，包括最后破裂，都要有规矩。可惜当
时共产党和国际代表运用计谋，使“费厄泼赖”（fair play；鲁迅译词） 会议没有
开成——光明正大地解决纷争遂成泡影。
接着，戴季陶开始发表被说成是“总理去世之后跳出来从理论上反共”的文章。
戴氏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等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上什么著作，但他“有
话公开说”的做法是光明的。共产党在当时若是有本事，把自家法宝“打倒土豪劣
绅”论证为“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为两党所采纳，也能服人，包括令后人钦
佩——可惜未见严肃的、达到学术水准的讨论。也可以说，以知识人为主体的共产
党，并没有将自己当时最擅长的理论探讨发挥出来。紧接着，中山舰事件爆发。这
本来是一件算不上策划周密的事端制造，可惜两党内部的主要派系，对那类“该出
手时就出手”的流氓（蒋介石）同样敬畏，都不敢不引为同盟军，不但装作视而不
见，还继续加强对他的支持来讨好他。1925…1927的局面遂变成台面上不作争论（
理论探讨），台底下倒动作起来。我们后来一直奉为瑰宝的“痞子运动”经策动，
在农村迅猛发展起来。可惜直到今天也未见有学者对澎湃、韦昌辉、？？？等进行
比较研究。
回想“大革命”时期两党合作的历史，共产党究竟作了什么，使得国民党不但
非把它排挤出去，还非要赶尽杀绝不可呢？从新发掘出的历史案卷里，我们知道，
“友好”、“合作”，甚至“服从领导”、高喊万岁，都是权谋。中共从来没有放
弃过列宁主义，即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中华民族处在
最危机的1938年，被说成太右倾、太靠拢国民党、“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王明，
心里真实的念头，仍旧是“我们是中国的主人，中国是我们的。……将来的国共关
系破裂，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裂，使国民党内革命分子到我们领导下，使右派最后
滚出去。”
看来，如果并存的、共赴大业的政治势力领袖人物如此不具现代政党的风范，
任何属于权宜之计的宣言都是靠不住的。
04 好合恶分
人们一般以为，国共破裂的根子在意识形态——在一系列政治观念上的根本冲
突。这其实是官方史家的钦定说法。不管这一说法可以举出多少以后的纷争加以认
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1926年，在亲密合作了五年之后，这两个名声不相上下的
激进革命党突然反目。
原因其实很简单：到了1926年，国民党已不再需要共产党员为他打场子、做苦
工了。这个一直为西方所忽略的革命党，不但规模初具、有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
还与北方强国苏联有了正式和稳当的政府间的联络。不过，不可忽略的是，如果共
产党人在国民党里仅仅做苦工也就罢了；事实是，这批激进学生出身的理想青年，
对国民党的介入不仅越来越深，掌管的部门也越来越多，影响与威望快要到一发而
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如果国民党内的左派进一步与共产党联手，恐怕就没有以军事
领袖为头目的蒋介石“右派”们什么事了。
蒋介石日本武备学校出身，到1926年，他搞掉对手的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正与
我们后来所熟知的“九·一八”事变及“七·七”事变那样：制造一个事端，然后
对当事者栽赃——这就是那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有了“证据”，将共产党排挤出
去的“整理党务案”顺理成章出台，蒋介石从此大权独揽。蒋在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当然不会完全同意——我们以后会看到，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一直伴随着两党内
部的不同意见——作为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的一部分，他没有对自己的“同志”让步，
而是再逼一步，把事情再做绝，以达到同时铲除内忧与外患的目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堪与八九“六·四”比丑的“四·一二”屠杀：蒋介石枪口
对着的，不是对方的枪口，而是天真地帮他、信赖他、欢迎他的人（笔者在这里想
特别强调的，此类场合的牺牲者极少政治领袖）。此时与共产党决裂的，不过是国
民党中的右派。左派由于痛恨这一做法，不惜另立政府，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小说
家茅盾对这一时期作了生动的描绘：浪漫的革命党人——他们多半都在共产党里，
国民党人反倒显得务实和服从——前程渺茫与彷徨无依，不知该死还是该活，该爱
还是该恨。
好在这样的日子只延续了三个月，到了7月15日，左派——其头目是汪精卫—
—也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汪精卫虽然后来以“汉奸”之名被钉牢在历史的
耻辱柱上，但他确曾是孙中山最信赖的助手，在当时也极孚众望。但刚刚和陈独秀
作了“联合宣言”，怎么说翻脸就翻脸？此外，共产党就那么没有脑子么？给人家
帮忙就那么死心塌地，连同伴的鲜血都不能让他们醒悟？
当然不是这样。所有这些变故的根子都在两党（特别是共产党的）的太上皇：
第三国际。
共产党的成立，来自国际命令；表面给国民党打工，借机发展壮大自己，也来
自国际命令；大屠杀之后，与国民党左派更密切合作，同样是国际的命令——当时
共产党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连最后的几支学生队的枪都交出去了。为了争取最后
一个“友好军阀”吴佩孚的同情，在那里当秘书的共产党员邓小平可是一点后来的
气派都不敢有……但所有这些委曲求全在国际的又一个命令里化为灰烬。7月14日，
莫斯科突然来了训令：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坚决与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作斗争，自己
成立五万红军，并设立革命法庭审判反动的国民党。更为奇特的是，这个本来对党
内的训令，竟糊里糊涂地交到了汪精卫手上。
所有这些，加上左派将领唐生智、张发奎的最终掉头而去，共产党已经没有别
的路可走。由此可以推断，被后世史家赞美为“历史上光辉一页”的“八一”南昌
起义，绝没有那么豪迈从容。待到两党都有了军队之后，投入150万兵力的“中央
苏区围剿反围剿”登场，终于把宋代昌盛繁华的江西，杀得半个世纪都缓不过来。
□
05 南昌起义
近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谈论毛泽东的功过。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老毛
再祸国殃民，敢于和洋老板第三国际顶一顶的，也就是他了——比如打解放战争；
比如后来的连珠炮般的《十评》……。这样说未尝不可，但忽略了一个史实：在
1927年7月底紧急时刻，最早、在最重大的事情上“违抗”第三国际命令的，不是
毛泽东，而是后来以威望高权势大、却表现得特别谦和忍让的周恩来。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一”南昌起义。
御用史家有时候也真够可怜的：既要讨好当前大权在握的主人，把他的夙敌和
盟友按“既定方针”涂抹；又要照顾到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太离谱总说不过去。
“八一”南昌起义就让他们为难了好几十年。
当时中共的领导人（中央常委）是在1927年7月12日紧急时刻由国际突然“宣
布”的，共有五位：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这是自中国共产
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了以学识和胆识而居于领袖地位的“老头子”陈独秀。接着，
曾经严厉斥责“极右派蒋介石”，并且还开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的汪精卫，最后宣
布分共——中国的所谓“大革命”宣告失败。后人或许以为，道不同不相与谋嘛，
分手就分手，各自继续努力不就得了？但我们从史料上知道，政客们并不作如是想：
三天之后，这五人中的四人即按照当时国际的原则作出决定：对国民党再不能以委
屈求容纳；以当时手里仅有的部队，暴动。
所谓手中仅有的堪称正式部队者，其实就是张发奎第四军下边的一个师——叶
挺师。师长叶挺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刚从北伐途中紧急调回保卫武汉。作为具有
常识的军人，叶挺是不同意这么干的。剩下的所谓贺龙部队，今天我们已经知道，
实际上是一支很难说清的由或土匪、或暴民拼凑起来的杂牌军。正是这样的根底，
决定了贺龙对南昌暴动的态度：坚定积极地支持。他从而荣任总指挥。
南昌暴动的领导者是领受了国际指示的共产党，即周恩来为首领的“前敌委员
会”。它成立于7月26日，即起义前五天。然而，就在指挥者已经潜入南昌、起义
总指挥部已经成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候，中共政治局常委四人之外的第五人（
张国焘）又带来国际命令：“不要蛮干，停止一切行动。”三十岁的周恩来再有涵
养、再知道国际的利害，这命令也难于服从了。终于，到了8月1日，所谓“全歼国
民党守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爆发。
后世御用史家使用的词语再辉煌；后世御用艺术家对此事的渲染再“令人信服”
（我们都记得那幅有名的一批身着灰军衣、臂系红布条的青年军人围着马灯策划的
油画）；后来发展起来的百万大军再为自己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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