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最好你下乡去走一走看一看，语言可能很难表达清。我可以告诉你，查螺还是老办法，用眼睛用筷子，查病治病是一条龙，发现感染者当天给口服药，比过去用的锑剂方便安全，病人容易接受。”
“查螺人数够吗？”
“当然不够，算算吧，全站有165人，在职的114人，专业人员87人，非专业的27人。已知15万亩地，要一平方米一平方米地查，每年还要新增内涝可疑的地带，也要做到寸寸不漏。全县疫区人口55。1万人，同样要一村一村查。工作量该有多大，在我们站，不管是专业的，非专业的，每人都要轮流下乡半年，参加查螺灭螺、查病治病工作，吃住都在农民家里，可以用这几句话概括我们在乡下工作的状态：冬寒秋雨，走村串户，吃百家饭，睡百家床，问百家病，解百家难。还要做到保护好自己防止感染。在今天，你问问，拿工资的国家干部，有没有干这样艰苦的工作的？我敢说，行行业业，惟独血防一家。”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4节 疫情再施威，该打谁的屁股？（2）
为了体验一下这“四百”的滋味，胡站长派了办公室主任向阳同志陪我下乡。小向，我这样称呼他，还只是35岁的小伙子，在站里是属非专业人员，每年下乡不误，虽然不懂业务，但认识钉螺，知道钉螺的危害。一个阳性钉螺可以释放成千上万个尾蚴。参加查螺工作，他一丝不苟。我们的目的地是南矶乡。小向说，那是胡站长的一块心病，他开始了叙述。
南矶乡在鄱阳湖中，由两个小岛组成，一个叫南山岛，一个叫矶山岛，尚未控制疫情。南昌市有900多名晚期血吸虫病人，南矶乡就有300名，有螺面积6万多亩，每年站里都要派人到那里查螺灭螺，查病治病。查螺的办法依旧原始，一排3个或4个、5个人，50米一线，10米一点。每走10米要蹲下查1平方尺，在这个尺寸内，用一双眼睛、一双筷子，一寸地一寸地寻找，有一个捡一个。在岛上一住就是十五六天个把月，被子、日用品工作仪器、药品全部自己带。如果村部有房子，就在村办公室地上搭个铺。办公室没有床，有时还睡在桌子上。夏天还过得去，虽然喂蚊子，抹一身驱蚊油，点几根蚊香，还可以应付。冬天就只靠几把稻草垫着，常常冻醒。只有在冬天村里人才都聚在家中，这时查病才不会或者很少有漏掉的，否则，下田了，打工了，外出了。冬天是必下乡的日子。
如果是自然村，没有村办公室，那只得睡农民家中。吃派饭，有些农民不太欢迎我们，或是穷，或是不愿查病治病，遇上没有床的家，一样睡地铺。这儿地铺比办公室里更惨，或是农家仓库，或养过鸡鸭的房子，或是放尿桶的地方，味道难闻，得忍，这是我们的工作。男同志还好点，女同志、年轻的姑娘就受不了，临阵脱逃，回去后要求调动工作的不在少数。外出的补贴可能令你难以相信，20世纪80年代，外出一天补贴是2元，90年代还是2元，不过加了夜班费4角，现在每天是15元。逃脱也好，调动也好，都能理解。我们站也有扎下根的，铁了心的。姚建民主任干了30年，他是查螺灭螺能手，一个顶三，抽样查螺，他的眼睛就像望远镜、显微镜，一盯一个准。
赵翔是退伍军人，在站里干了20年，人到中年，还是一股子劲。他几乎是下乡专业户，血吸虫病人大都成了他的朋友，他能清楚地说出病人的姓名、家庭成员、经济状况，每年查病查螺都少不了他。
80公里虽然是平地，乡级公路少不了颠簸，走了两个小时，到了鄱阳湖边，枯水季节，鄱阳湖周边的底显露出来了，汽车可以从湖底驶到南矶乡。在春天涨水季节，摆渡只要半小时，而在今年这样半枯半涨的日子，要沿着河沿进岛，坐船要1个半小时。水涨水落，湖漫湖退，钉螺正好随水漂流，这也是钉螺难灭，容易蔓延扩散的原因之一。其实，血吸虫惟一的中间宿主钉螺的远距离迁移和大面积的扩散主要是靠水来完成的。南矶两岛地势平坦，面积不大，只有3。5平方公里，居住着4625人，大都靠捕鱼为生，有鳜鱼、鳊鱼、鲢鱼、大湖虾、黄丫头，捕的鱼大都贩往南昌。
接待我们的是血防分站站长陈凡经，他还兼乡卫生院院长。他在这儿工作30多年了，全乡人的名字他都能背出。他告诉我，6岁以上的村民感染过血吸虫病的比率达80％，50岁以上的人大都感染过20次到30次，也就是说每年治疗一次，这些中年人都治疗过二三十次。站在岛的东岸远眺，鄱阳湖水一望无涯，风和日丽，可以看见有船从湖中驶过，近外是草滩。偶尔看见两头牛在草洲上悠然自得。陈院长说牛也是传染源，1头耕牛相当于50到80个人的传播力，乡里已禁止养牛，全岛只有68头牛，由养牛专业户圈养；全岛只有450亩稻田可供自给自足。
小岛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碧绿的湖水，翠绿的草洲，蓝天白云，几棵树，几头牛，一个观光者或一个投资者来到这儿，一定会感受到这儿的美丽、水的宁静、水的富饶，也许会到这儿投资修建度假村，谁会想到这疫水是传染源呢？10秒钟，只要接触10秒钟就有可能染上血吸虫病。10秒钟的美梦，10秒钟的恐怖。乡卫生院有18张床，病种主要是血吸虫病。在医院里，我遇见一个姓谢的渔民，他今年51岁，以捕鱼为生，接受治疗26次了。“能避免吗？”我问。“不捕鱼，我干什么？离开南矶，我干什么？”他反问我。这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山中行”。无奈，真正的无可奈何，我弄懂了，这是胡站长的“心病”，他急，急啊！这周而复始的感染，这周而复始的治疗，他无论如何想要画上一个句号。在这儿我见到了赵翔医师，他敦厚、健壮，40出头，他向我介绍了查病的方法。名单由派出所提供，按身份证发放数，一个也不会漏。只查5岁以上的乡民。事实上，在疫区，2岁的孩子也有感染的。按花名册上的名单一个个采血，一般是上午采血，下午制片，晚上读片（在显微镜下看片）发现阳性，第二天上午发药。这种药叫吡喹酮，男性口服48片，分2～3天服完，女性服12片。过去每片收5角钱，一个病人一次疗程要收24元。穷的病人24元也掏不出，今年实行全免。2004年的8月8日我和陈凡经院长通了电话，他告诉我，省市政府免费治疗晚期血吸虫病的补助费已经到位，已有110多名“晚血”病人接受了免费治疗。
那天，我们随赵翔医师夜宿朝阳村西谢自然村。夜幕降临，蓝天上一片繁星，登高可以看见月光繁星下的湖面，波光闪烁，如同鳞片，耳边秋虫在鸣叫，不时有秋蚊拢来。说得夸张一点，一路蚊子一路歌，举手一抓，就是一把。在村民谢银娇家中住宿，这是一个50岁的农妇。从她这儿，我又听到两个小故事。
村民赵和元，今年73岁，20岁就患上了血吸虫病，好在是免费治疗。他治了好，好了治，能活到现在要感谢政府，感谢医生。由于病重，丧失了劳力，日子过得艰辛，全靠政府村上救济。两个儿子和他是血吸虫病人，我想，他们不怕染上又治、治了又染，是为生活所逼，还是因为免费呢？抑或二者都是。
原来在湖边摆渡的汉子老万，有副好身材，年轻时，打得死牛，就靠摆渡过日子。得了血吸虫病后，人虚得不行，不能划船了，体力一年不如一年，腹水，肝硬化。后来，好日子刚挨上边，就走了，还只50岁。陈院长说是变了肝癌。说到这里，谢大嫂长叹了一口气。
那夜，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可能是走累了，说着、说着都打鼾了。第二天，我要走了，看了看自己的皮肤，被蚊子叮过的红点一片又一片，约有几百处吧，大家笑了：这是对南矶乡蚊子做一点贡献吧！
这正是“非典”之后的3个月，国民都在反思。面对湖光草色，面对岛上渔民的生老病死，面对在岛上工作了30多年的陈院长，面对吃百家饭、睡百家床的血防工作者，我确实感到了欢乐和苦涩、自豪和悲壮、崇高和美丽。回首望着渐远渐小的南矶岛，我在想，胡站长能实现他画句号的梦想吗？面对这一切，我们该怎样反思呢？
3下一站：现状是历史的产物，血吸虫可不可以视为一种疾病符号呢？
九江是一座文化古城，靠庐山，临长江，依鄱湖，位于京九线上，便利的交通更增加了它的知名度。血吸虫病的流行也使它有一定的知名度。当年除庐山和幕阜山中的修水县外，全市余下的13个县（区、市）均是流行区，是江西省血吸虫病重流行区之一。历史上有螺面积114。56万亩，有病人数21。18万人，疫情覆盖范围和流行县均占江西省1／3。在这里我认识好多好多血防工作者。市血防站的一个朋友接待了我，他开玩笑地说，你记下我的真话，不要留下我的真名，我承诺了。他给了我两张图，一张是九江市血吸虫病流行（历史）示意图，一张是九江市2003年血吸虫病流行示意图。
九江市是典型的湖沼、山丘、江滩3型都具有的高疫流行区。沿鄱阳湖的县有：永修、都昌、星子、湖口、庐山区；沿江的是：瑞昌市、九江县、浔阳区（原九江市区）、庐山区、湖口县、彭泽县。长江岸线长178公里，市内还有3河9湖，人口450余万，流行乡人口为269。99万，与解放初期比，疫区范围压缩了71％，病人数下降了72％。
我们俩谈了很多、很多。谈了回升的原因，谈了存在的问题，谈了短期内遇到疫情的困难，谈到政府行为和百姓预防继感的关系，谈到了南水北调与血吸虫的迁徙，谈到了人口流动与感染的播散。一个又一个“为什么？”“怎么办？”再次在我们脑海里翻腾。
朋友告诉我，1998年的大洪水，使沿江沿湖江湖洲滩有螺面积扩大。2002年底的统计数是扩大了4万亩。随着“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政策的逐步实施，全市还有22万亩江湖洲滩逐渐成为钉螺孳生地。旧的未灭尽，新的又孳生。不能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路子。瑞昌市、都昌县的疫情都是严重的。瑞昌市流行乡有24个，流行乡人口36。26万；都昌流行乡有21个，57。76万人口。有次在瑞昌临长江沟渠边一平方尺就发现了50多只钉螺，离长江只有1米远，很难说长江没有污染。
渐渐地，我们的话题远了，血吸虫病患者的主要人群是农民，可不可以把血吸虫病视为一个符号探讨一下疾病与农民的关系，至少传染病与农民的关系。换个角度思考，一些传染病是不是特别青睐农民，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主管部门，我们的媒体，是不是更多关注的重视的是“城市病”，而忽视了或很少关注农民的疾病，说白了：一碗水没有端平。我们的决策往往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许多决策与科学相悖，让农民折腾来折腾去。他忆起一幅标语。那是1998年抗洪后的事，省政府作出了鄱阳湖大移民的重大决策。移民湖数达11。5万户，重点是九江都昌县；政府将拿出30多个亿。1999年春节都昌县大树乡公路上挂着一幅标语：退田还湖根绝千年水患，移民建镇志创万年基业。村长说，这是灾民的心声。
历史退回30年，也有一幅标语：围湖造田让四湖让路为百姓造福千年，移山填海令三山低头创祖国基业万代。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也是这样说的，这是社员的心声。
从“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倒霉的是农民，浪费的是国家的钱。没人心痛农民，没人心痛一叠叠钱。在农民倒霉和国家资金浪费的日子里，创造口号和喊口号的人该晋升的，还是照样晋升了。
我们自然想到了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我想，我应该带着这样一个观念去反思。
4．回报的负值与负值的回报
湖北省有两件大事：水利和血防。每届省政府班子上任，首先过问的就是这两件大事。解放初期，湖北省有11个地市，44个县属于疫区，疫区人口近1000万，钉螺面积439。5万亩。50年来，全省累计灭螺面积570万亩，累计治愈病人250万人。前不久，省长罗清泉上任之初，来公安县调研就提出了坚决治理血吸虫病重疫区的要求。“虫”不除，病难治，民不富。应该说，省政府是下了决心的，全省每年拨给血防工作经费5000多万，国家血防专项只有1000万。然而，这几年血防需要投入的经费多达1亿元。只能说经费的投入与当前的疫情不相适应。
江陵县是重疫区，每年省血防办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