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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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娜儆氖隆馕痪恕胺从摇倍氛睦献蚁诺煤共桓页觯琶Τ废隆Ｋ挠杏嗉碌馗嫠呶遥骸案行坏诵∑剑行桓母锟牛窃�1957年，我又是右派了。”
还有一位科普作家，就艾滋病的病因传播完成了一篇关于艾滋病的科普小说，遭到同样待遇：一是不为天下先，二是上级三令五申不准发表性病等这类疾病的作品。直到1989年这篇小说才得以出版。
10年后，即1999年，一件更让人很想不通的事发生了：一个来自河南上蔡县的医学生告诉桂希恩教授，村里人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因为染上了怪病相继死亡。他想去实地看看。
桂希恩教授是原湖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传染科主任，医院现改为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他在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抽了5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结果发现其中2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几天后，他再次北上，这次抽了20个文楼村民的血样，结果发现10人为艾滋病毒感染者。一周后，他第三次来到文楼村，把抽血的范围扩大到了50多人，这一次，他不仅发现了更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而且在其中还发现了儿童的身影。
一个医务工作者去发现研究探索一种病，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令人想不通的是：为深入研究，他居然做了4年多的“地下工作”。为了摸清上蔡县的病情，他不得不东躲西藏，还要找人掩护，使人想起当年在“白区”，在敌人施暴的地方的地下工作者。
事情发生在2001年6月8日，桂希恩独自带着1万多元钱的药品进了村，当地政府闻讯后，派警察前来驱逐。最先听到消息的村民程金迅速向桂教授做了通报，并与其他几个老乡一起，把桂希恩教授藏了起来，半夜再用摩托车把他送到火车站。靠了当地村民的相助，桂希恩方才“脱险”。还真有点惊险小说的味道。桂教授说：“这类事在他身上没少发生。”
终于，桂希恩通过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开了文楼村的情况，“艾滋村”3个字纷纷出现在各地各种媒体上。
一直以来，总认为艾滋病不会或很难传入中国；
一直以来，总认为即使传入也只是在沿海开放城市；
一直以来，总认为吸毒者、妓女、同性恋者、性病患者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人群。
河南“艾滋村”的公布，国人大吃一惊，竟是内地平原，竟是农民，贫困的农民！
往西，我们读到《甘肃日报》报道：甘肃省只有20％农民知道艾滋病的名字，而艾滋病感染者中有70％是农民，主要是经血传播，吸毒共用注射器所致。在云南、广西，艾滋病患者多为农民。2003年11月30日新华社有一则报道：中国艾滋病总感染人数中80％的被感染者是农民。农民，又是农民！
他们是什么原因染上了艾滋病呢？
穷，卖血！
文楼村（6个自然村）共有村民3170人，参加过卖血的人数1310人，已被确认感染艾滋病病人211人。
1996年7月7日—12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11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报告了6份来自河南的献血员的血浆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然而，医学工作者们的视线并没有继续停留在这里，直到四五年后河南“艾滋村”才渐为世人知晓。后杨村4000名16～55岁的村民中90％都参加过非法卖血，他们当中90％都是HIV阳性，这些人占全体村民的80％。
在河南像这样贫困的村庄，村民贫穷，医疗设施缺乏，文化素质低下，受害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他们长期地腹泻，或低热，或消瘦，最多只就近要点止泻药吃吃，一直到寂静地悄然死去。即使知道自己是患什么病，也不可能去治疗，连基本生活都要依靠非法卖血得来的菲薄收入来维持，他们还能做什么呢？除了接受自己命运带来的一切外，他们对于一切都无能为力。
河南省卫生厅提供关于本省艾滋病最新数据是：目前估计的高危人群有200万左右。
2001年调查发现，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已达4001万人，截至2001年底，河南省累计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495例，其中发病236例，死亡106例。外界对河南官方提供的这组数不充分相信；河南省反复强调：公布的这个数字是严肃的，是对河南历史负责的，数字将会被历史澄清。2004年再次调查，截至8月31日，共登记既往有偿供血人员280476人，有艾滋病毒感染者25036人，农村患者占97。22％，艾滋病现症病人11815人，86。9％通过有偿输血感染。疫情主要分布在豫东、豫南的38个贫困村，农村病人占98。37％。面对38个艾滋病高发重点村的出现，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艾滋病是怎样在河南省蔓延开来的？输血。非法采血供血为什么会失控？太穷了。其他省难道没有比河南省更穷的人群吗？供血者怎么会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媒体披露艾滋病在河南省悄悄传播时，政府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河南省省防疫部门真的不知有“艾滋村”存在吗？为什么一个艾滋村的发现和向外界的公开都是由外省专家进行的？
考证第一个入侵河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谁？用什么方式进入河南，这已是非常困难的事了，溯流而上，去追究什么责任已没有多大意义了。河南省有关部门已向媒体作出了答复：
他们说，1993年左右，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在大办经济实体，血液制品厂受当时生物制品过热的影响，盲目扩大生产规模，抢占血浆市场，擅自到各个省份设立单采血浆站点，大量采集、收购原料血浆，用于生产血液制品。河南是人口大省，很快成为全国各血液制品生产厂家原料血浆的主要供应地。当时，河南全省上下血站泛滥，涉及了许多行业和部门。1993年来河南卖血的有湖北、湖南的农民，还有西北、西南的农民。或被骗来，或被逼来，或想赚点钱找上门来。河南省首次发现本省的艾滋病病例，是在1995年3月8日，该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的马士文是河南这一重大事件的见证者。
河南一农民在昆明接受血液检测时，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河南防治艾滋病的历史从此开始，在河南发现艾滋病之后的第二天，1995年3月9日，河南省政府转发了国家卫生部关于加强血液管理的紧急通知，加强采供血机构的整顿。1995年3月31日，河南省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全省关闭所有的单采血浆业务。
1995年5月3日，省政府批转卫生厅关于迅速控制艾滋病的紧急报告。
1996年，在河南私下采集血液、血液市场取得良好的整顿和控制之后，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发文，严厉打击非法采集、倒买倒卖人体血浆的犯罪行为。
第五部分 寻觅：为农民健康埋单的出路在哪里？第41节 阳光下的盼望
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
——摘自手记
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中国对WHO的承诺
阳光下的盼望：怀念与陌生
江洲乡位于长江中游上的一个冲积平原上，长60里，宽20里，最窄处5里，可耕地约4万亩，与九江市隔江相望，摆渡只要10几分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九江坐的是木帆船，顺风顺水还行，逆风逆水到九江市中心西门口要1个半小时。1998年夏天长江洪水暴涨，江洲破堤，全国闻名。其实在这之前，江洲的棉花已小有名气。那儿土肥地多，农民较早地走上了富裕的路。就医的观念也就发生了变化。段海元是江洲乡一个老农，他告诉我，生活在洲上的他已是第六代了，他亲身感受到就医的变化。
1956年段海元从江洲小学毕业，考取了九江二中（解放前叫同文中学，方志敏烈士曾就读过的学校）。
1959年他初中毕业，回家务农，是老资格的农民，应该有点代表性。
2004年早春二月，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乘船去江洲采访他。我们并肩在棉田的田埂上走着，空气中飘散着油菜花的香味，远处的树缀满了绿意。他高兴地给我算了一笔账：2003年农村政策好，皮棉收购价格是每斤3元左右，质量好的可以卖到3元5角，棉花亩产一般是550斤，最好的地可产到600斤，平均亩产500斤，每亩平均收入是1500～1600元左右，去掉种子，化肥、除草剂和农业税，有近千元的纯收入。洲上人家一般都有5～7亩地，只要风调雨顺，加上养点猪、鸡，种点油菜，二三年可以盖幢2厅4房的2层楼房。
2003年他患了胆结石，胆囊炎，住进了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抗感染，开刀取石，花费了1。6万元。
妻子患有慢性骨髓炎，至今已花去医疗费3万元。换算一下，就是他们家损失了一幢装修很好的2层楼房。
中午，他留我用餐。谈起去年住院的情景，愤懑之情又涌上心头。他说，越想少花钱越出事，伤口发炎，医生要用抗生素，尽往高档的用，我们受得了吗？我常和医生吵架，不是为别的，就是要查查他们用的药。医生指责我们农民尖刻、小气、刁钻，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笔下一画，就是几百几千，我们农民病不起，真的病不起呀！那点药费是我们起早摸黑，到地里一锄一锄刨出来的，是血汗钱哪。针打在手上痛，心里更痛。不骗你，这是真话。后来，医生说还要打白蛋白，促进伤口愈合，我更火了。我晓得白蛋白是好药，好药我们用得起吗？城里人可以用，我隔壁床上1个病人1天1瓶氨基酸，2天1瓶白蛋白。我想吗？也想，没钱，穷，想也是白想。天天和医生吵，想早点出院。
他告诉我，乡下人苦一辈子就是为了盖一幢房子留给子孙，这几年政策好，种田也能赚几个钱，尤其他们是种棉花、经济作物，只要身体好，盖房子买车子都不是梦。别看一年只收入万把块钱，乡下人便宜在嘴里，菜是自己种的；猪肉是自己圈里养的；过年腌的，养了鸡、鸭，吃是不愁，省下的钱就置家业。年纪大了，就怕病，上医院就要花几千元，难哪！他怀念起合作医疗的年代，那年月他病了一次，是胆结石，保守治疗，花费了2000元。2000元相当于今天的2万元，结果合作医疗报销了75％，如今旧的合作医疗垮了，新型的还没有办起来。老了怎么办？想想都急。风烛残年，只望有个依靠。
老人把我送到江边，发出一声长叹：“我务了一辈子农，去年过了甲子，还想下田、养猪，赶上了这样的好政策，不干划不来。我没有别的想头，只望多活几年。”像是在暗暗下了个决心后才说：“活到70吧！”
“不，你会活到100岁的！”我说。
他笑了，他脸上的笑意也如这早春的阳光一样是灿烂的。阳光在他额上的皱纹里闪烁，看得出他对生命的热爱，对故乡、对土地的眷恋之情正悄悄地爬上他被岁月刀深刻的老脸上。
阳光下他在期待企盼。期待企盼什么呢？
企盼收成与芝麻开花节节高；企盼合作医疗再显辉煌；企盼农村三级卫生网呵护他们的健康。
九江县黄老门乡杨柳村的农民熊家喜今年61岁。农村办合作医疗那阵子，他不到而立之年。虽然身体健康，总免不了有咳嗽、拉肚子等小伤小病，5分钱挂个号就可以。找赤脚医生要点药，每年每人只要交1元钱，最多一次也没超过5元钱。小伤小病病人不出村，可以不花钱。他们怀念办合作医疗的那些日子。
“合作医疗”在当代青年农民和青年医生的调汇表中是个陌生的字眼。
小郭的老爸是江西省吉水县乌江乡段上村的农民。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解放军南下那年出生的。家里几代人在靠种田谋生，人倒下来不知是个什么字。大概是祖父想让子孙识点字，请了私塾先生给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伴书。可书没有与其相伴。小学毕业就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回家挖野菜、种地瓜，填饱肚子要紧。20岁时他老爸当了兵，退伍那年响应号召种田务农。祖父一直认为只有种田才能填饱肚子，有粮票顶个屁用。祖父一辈子身子骨硬朗，不知药铺的门往哪边开。他老爸郭伴书却从小就少不了头痛脑热。好在村里办了合作医疗，吃吃药，打打针，方便。每人只要出几角钱。郭伴书当兵回来，合作医疗站就“黄”了。说是村卫生所，实际就是1个私人医生，鬼才知道他有没有行医证。一点头痛脑热就打吊针，没几十块钱别想去看病。现在是小病不敢上诊所，大病不敢上医院，这次得病就在家拖了半年。医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