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四版)-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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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杀人不可学，可是我们却可以学学他对死的凛然，他敢想敢作又敢当，甚至还很疼爱自己的母亲。不过，这种从坏人身上学习教益的冒险办法，必须有一个我已重复了多遍的前提——一段短短的日子。假如我们长期生活在杀人犯周围，我们就会渐渐对他的劣根性习焉不察，随波逐流。你看，由于战乱和运动，我们中国饱有一百年的时间习惯了赶也赶不走的贫穷，这种贫穷由于我们长期与之相处而使我们产生了某种好感，于是，它很难从这块土地上走开。贫穷作为一种不良状况，恰恰和杀人者一样，在短时间里它会教给我们一点点教益，甚至是很好的教益，但时间长了，它会哭丧起脸，露出狰狞的神态。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贫穷是一所学校
▲ 贫穷是一所学校，里面有两种教师，一种教人懒惰、自私、狭隘、粗野、自暴自弃，另一种教人咬牙切齿的野心、奋斗、不屈不挠、以及一定程度的同情心。
赤贫人家，曾被宣扬为儿童成长最为理想的环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念念有辞地自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我的观察却得出了大量的相反的事实。而且，穷人的孩子常常比别的孩子最先学会骂人，大约一岁半的时候，他便在父母的笑声鼓励下，学会了简洁的骂法，八岁时简直就是一位猥亵骂法的行家。为了在没有秩序的穷环境里争得生存条件，父母不打算压制他天性中对争斗的渴求，在上幼儿园的第一天他就被怂恿去打架，直到成为高中里的骁勇善战的害群之马。去监狱里看一看，那些不思悔过的人犯大多属于哪种家庭的孩子！
今天，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的任务，不是感情用事地否认这个事实，而是找出办法去改变它。如果没有全社会在理论上和宣传上对贫穷进行声讨，贫困就会安然存在，并在“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自我安慰中，更加逍遥自在。由此，我们也就无法劝说那些把不到十六岁的子女拖出学校，逼他们早当家的父母，无法使历史举手同意——改变社会人员素质的根本条件是幸福的环境。
我不是断言穷人的孩子注定是不良分子，我只是在重申必须从改变贫困入手，根除上面那些谁也不愿相信、不愿看到的现实。与其只给穷人一个“孩子早当家”的安慰，不如想办法，使他们的环境有所改观，使他们的孩子从生命的开始就有保健的权利，使这些人家买得起启发婴儿智力的玩具，能请得起家庭教师，能上最好的学校，穿合体的衣服。实际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一种再可悲不过的悲剧。
幻想穷人的孩子有朝一日会出脱成性格健康的人，也是不实际的。穷孩子一般有长大后心理过于灰暗的特点。他们一大部分由于苦环境的摧折而很早过上了颓废生活，很少一部分由于天性的刚韧而击败了艰难，成了较为显赫的人物，但他们的灰暗心理却显得更为可怕。这也就是罗素为什么要大声疾呼，反对“青年时的穷苦可以造就天才”的提法的原因。在他们的青春磨难中，绝大多数原本有可能在幸福环境中成为天才的“天才”，悲惨地早早夭折，剩下的几个突出重围的天才，却又有病态的心理。看看那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老三届，他们经受了出乎意料的苦难打击，为期大约十年，可是今天，无论他们是作了学者，还是依旧带着农村户口在省城开出租汽车，当他们对待别人时，大都怀有过分的警惕和保护自己的过分自私。
人，只有自己首先充溢着幸福感，才会给别人带来幸福。那种患难之中相救助的传说不能说不真实，但可以肯定，那种情况不普遍。这也正如杯中的水，只有水满时，才会溢向桌面，或分赠给其他缺水的杯子。想一想当我们被爱神的弓箭射中时，我们是怀着怎样的好心情去对待别人的。可是每逢失恋，我们还能对别人那样好吗？所以，我们应该反对留恋穷苦状况，特别是反对用它去“陶冶”青年。我们只是说，假如我们不得不暂处困境的话，不妨暂且把它当作学校，索要善的那方面的教益。
一个有过幸福经历的人，幸福的回忆会成为他贫困时期的指路明灯，使他不至于不迷失在长久的黑暗中。没有享受过幸福的人，可以通过学习和静思，以自省来照耀自己，在抑郁的苦环境中保持天性的纯洁。所有历经贫困的人们，请记住自己曾拥有过的贫穷，直到我们富有以后，直到我们死去。惠特曼在一首诗中说：
无论是谁，
假如心无同情地走过咫尺的路程，
他就是穿着尸衣，走向了自己的坟墓。
当我们自己饱受着饥饿的折磨，拣煤渣的手变得皮肤粗糙，纹路漆黑，居住在一间透着寒风的草屋，抱着一条散发着霉味的毯子抄写“致富金链锁”时，请记住这种感受。有一天，如果运气和苦斗把我们变成了身肩大任的人物，别忘记仍有许多人和自己青年时一样，渴望着幸福，别忘记同情那些落难的人。
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在五十例调查中，我发现无论是“穷人”之间，还是在富人对“穷人”的关系中，最缺乏的是同情——而相比之下，反倒是富裕青年会由于诸如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自我炫耀的做作、天性中柔情的一面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对穷人多一丝同情。而最是互相鄙夷的，恰是“穷人”与“穷人”之间。
宋和我结识多年。他出身在北京的一个中等人家，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街道办事处主任，守旧而本分。这样的家庭实际上根本算不上是穷人，但中国人对贫穷的认识十分混乱，似乎更愿意把一般人家和中等人家都视为“穷人”。这种混乱是由于中国人没有把国内和国外区分开，几乎所有人都愿意把欧美和日本的水平，当作判定自己幸福与否的标准。宋就认为，他自己与街头巷尾弹棉花的无家可归者，都是穷人。他对自己不能尽兴的家庭怒不可遏，又因为苦于不能马上挣到大款而常常狠狠地诅咒现世。他对京粤和海外的富翁们羡慕不已。我曾写信告诉他，必须改掉对穷人没有同情心的缺点。但是这个曾经受过一点酸楚的少年，却始终没能改变丝毫。他根深蒂固的意识是，穷就是猪的生活，受穷的就是猪，越穷的人就越是该侮的笨猪。他曾当着我的面，对蹲在我家院门口的太阳地里收酒瓶子的人和在胡同里走来走去的磨刀人，表示过歇斯底里的讥笑。
中国恐怕十亿以上的人口和宋有着相同的家庭背景，甚至更不如。他们有着乏味的童年和难于大获全胜的工作环境，还有一大堆情爱上和婚床上的烦心。如果按照那种糊涂的贫穷标准来看，大家都是穷人。于是，从心态上讲，误认为自己是穷人的人，也就会真的显现出穷人的心态——懒惰，自私，狭隘，粗野，自暴自弃，觉得受了生活的欺骗和社会的虐待——在他们混乱的思维中，低收入总在与高消费相比照，而不是和自己环境的低价格相联系。但实际上，财富太少的人在心理上并不一定是穷人，而渴望更多财富的人才是穷人。那些由于渴求更多财富而自贬为“穷人”的人，破坏了中等人家来来应有的怡然自乐，所谓的“穷人”和“穷人”之间也丧失了起码的同情心。
请不要首先想到我们对与自己要好的那几个“穷”哥们姐们有过多少次帮忙。想一想，我们对武汉的乞丐，对安徽的保姆，对江西的木匠，对于每一个穿着七十年代破军装的素不相识的农村人，有过深深的同情吗？对手提鹿鞭的藏民，我们不敢惹，他们来的地方太神秘太敏感，他们强健而勇猛，还配有腰刀，可是对其他流落街头，夜无宿处的人们，我们是否有过挑衅和刁难？我们是不是在掏粪车停留的地段，捂住鼻子，小跑几步，甚至嬉骂两句，使那些工作人员心理更加阴冷？我们尊重过街头的清道夫和公园里持着扫帚铁箕的老太太吗？我们对父母的养育有过发自心底的默默的感谢吗？是在那些没有蔬菜的日子里，他们曾把最好吃的偷偷放在我们的碗底，甚至至今依旧残留着苦日子里养成的无私。对于这一切，我们有所明察吗？
如果没有，那么贫苦就没有教会我们同情、尊重、善感。当我们捉弄卖袜子的乡下姑娘，或者由于看不起服务性职业而对一个女招待存心发难时，也许我们自己感觉到无限光荣，可是在别人眼里，我们却很像一只鬼。当然谁都知道，这是一直想做上等人的潜意识在作怪，可是上等人对穷人并不是这样。
一八三四年，玻利瓦尔将军最后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玻利维亚把西班牙人赶了出去，建立起独立的政权国家，并享誉“五国之父”之荣。其中，秘鲁独立后，曾敦请玻利瓦尔出任第一任总统，但被他谢绝。他认为有比他更具有条件接受这一殊荣的人。可是，秘鲁人仍坚持一定要献给将军一些特殊的东西，以表示对他的感恩之情，于是，他们送去了100万比索。将军若有所思地接下了这份厚礼，沉吟片刻，他便开始询问秘鲁有多少奴隶。答曰，3000人。将军又问，每个奴隶售价多少。答曰，身体健壮的，350比索一个。于是，玻利瓦尔宣布，除了他刚刚接受的这100万比索之外，他还愿意尽其全部资产，买下秘鲁所有的奴隶，然后放他们自由。
毕加索对仿他真作的赝品从不追究，最多不过是把伪造的签名涂掉。他解释说：“为什么要小题大做呢？作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就是老朋友。我是西班牙人，不能和老朋友为难。而且那些鉴定真迹的专家也要吃饭。这些毕加索假画使许多人有饭吃，而我也没有吃亏。”
有时穷人需要的很少，他们不需要我们真实的资助或口头同情，他们只需要我们不去为难他们，需要一点真心的关怀。有一次，屠格涅夫外出，遇到一个伸着枯槁的手，向他讨钱的乞丐。屠格涅夫的手伸进口袋，正欲取钱，却发现钱包忘在家里。他只好怀着愧疚的心情，拉着乞丐的手，紧紧地握了握，说：“真对不起。”那个乞丐也紧紧地攥住这位大诗人的手，感激地说：“兄弟，够了，有这么点儿，就足够了。”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高贵，同情心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请记住哥德的一句话：“谁如果觉得自己有必要疏远所谓下等人，以保持尊严，那他就跟一个因为怕失败而躲避敌人的懦夫一样可耻。”
第三部分：缺钱花的日子（23岁—25岁）使人视野广远
▲ 富有固然可以使人视野广远，贫穷却能使人深刻。富有使人多看了许多东西，贫穷却使人有可能多想一些事情。如果我们运用头脑，贫穷就能和富有平分秋色。
我们有时真嫉妒，每一位洋人，无论他是作什么生意的，都知道各种公证如何办理，传真机和自动取款机怎么使用，股票交易是怎么回事，米洛舍维奇的身世，从巴塞罗那到芝加哥有多远路程，电喷装置是作什么用的，还有许多卫星和空间站的知识，他们全知道！他们可以坐在家里，却能知道一切想知道的信息，他们都会操作电脑。洋人的修养、知识、文明程度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纱衣。
但实际上，许多事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加拿大4/5的人口属于他们自己确定的文盲。他们之所以富有和蒸蒸日上，完全是因为其余的1/5精英掌握着政权。而那些文盲之所以能够知道上面那些知识，完全是因为他们身处开放的信息世界。如果我们在多伦多或者蒙特利尔住上三个月，我们就会发现，那里多数人的文化层次并不算太高。一个蓝领工人知道意大利有个帕瓦罗蒂，知道人生应该勇敢和自由，并不表现出他的文化层次，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有幸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之中。一九九零年，北大中文系的葛晓音教授去美国讲授古典文学，她曾叹息说：“那简直是文化沙漠。”那些在自由的国家养成了提问题的大学生固然使人心花怒放，但他们所提的问题之浅薄，又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幸福的城邦养育的人们轻浅、活跃、视野广远，而不幸的土地造就的子孙才会深刻、严肃、坚韧执著。
人要抵达深沉，必须要有过一段穷困破落的记忆，或者善于有意识地主动接近穷境。一辈子饱食终日的人，不可能理解穷人，也不可能因为幸福而深刻。港台的艺术常常轻浅得像条小溪，淡淡的忧愁和轻松的快乐，他们的富有的生活使他们的思索变得现实而简短。但是俄国和中国的艺术却不是这样，我们最出色的作品常常像大河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