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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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
——尼采

一

写这篇短文的时候，心绪特别繁杂，老走神，磨蹭了许久下不了笔。
但是，一想起谢泳，一想起他的自由知识分子们的命运，一想起他的西南联
大，一想起储安平与《观察》，大脑中就浮现出一幕幕悲壮的画面，似有千
言万语，不吐不快。

谢泳的文章是平稳舒缓的，但在平缓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思想功底
和个人风格，在现代随笔新三家（摩罗语：林贤治、谢泳、余杰）中确实自
成一派，怪不得那么多出版社的漂亮女编辑在寻找谢泳，巨大的感性魅力和
理性力量催人深思。谢泳不是最卓越的，但却是惟一的。他从故纸堆中淘出
那么多学人的倜傥丰采和悲惨命运，然后信手写成学术随笔，展现给我们—
—胡适、冯友兰、张东荪、金岳霖、傅斯年、梁思成、王瑶、舒芜等上百位
自由知识分子都被他画了素描，他们的伟大与卑微跃然纸上。他说：“说到
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
经照古人。

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
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
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
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
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
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
已。。一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打得不可开
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呵。。”一刀见血，不愧为“太原剑客”。

当今时代，“知识分子”是一个被用滥了的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
第1467　页的解释，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而在普、通人的心目中，有
文化的人就成了知识分子。而至于他们的知识有多有少，是真是假，有用无
用，正动反动，有害有益，人们往往是忽视的。

对此定义，我早就持怀疑态度：一般文化人是知识分子，大教授也是
知识分子；喜鹊是知识分子，乌鸦也是知识分子；顾准、王元化是知识分子，
郭沫若、柯云路也是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岂不太模糊了吗？后来，我在外国
人的书中找到了答案。外国人的知识分子定义有三层含义：一，社会的良心；
二，智慧的传播者；三，对真理与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这使我恍然大悟，
如果按外国人的标准，中国知识分子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有人也有不同意
见，认为中国不是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而是历朝历代都被统治者杀光了）。
对此，我向隐者徐无鬼先生做了专门的请教，并达成了共识。我们将现在“知
识分子”的内容升级为两个概念，即知识分子和智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第一


层就是我们词典里的解释，即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教授，不管是不是社会的良
心，统称为知识分子。

第二层是苛刻的，就是智识分子，智即智慧，识即识见、思想。智识
分子应该是外国人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民主、批判、创造的
特点。若按此观点，恐怕谢泳书中的知识分子也要分化为两个阵营。

我同谢泳的第一次相晤，是在10　月份的一个夜晚。其时，他从太原刚
到北京，我则从呼和浩特出发专门赴约，同宴的有余杰、摩罗、李可、冯晓
哲诸君，虽然外面秋风萧瑟，而我们的内心却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谢泳剃
着普通的小平头，谈笑风生，一如他的文章般稳健和蔼，仿佛一杯陈年的酒，
愈饮愈醇，足可抵挡俗世的浮躁。

二

《哲人的蠢话——一个隐者的残稿》，作者系徐无鬼先生，真名不具，
是一匹老黑马，于1990　年后辞职归隐田园，悠然见南山。通过《火与冰》、
《铁屋中的呐喊》、《耻辱者手记》和《47　楼207》为红娘，我们两见如故。
辩论，唱歌，弹钢琴，在后花园打乒乓球，吃自己庄园种的24　种纯天然蔬
菜，在“黑马圈”喝自己酿的米酒，拜访草原活佛，听张浩崔小莉读余杰的
文章。。是我每一次回“草原部落”和“草原部落”每一匹黑马到内蒙的必
修课。人生苦多，此乐何极！

徐无鬼是一狂徒，不仅狂饮，而且最擅长酒后狂骂，骂独裁者，骂“文
革”，骂卑鄙小人，骂贪污犯。。无所不骂、淋漓尽致份他自己说，这一优
秀品格是从于北辰先生身上偷偷学到的。于老是内蒙古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是胡耀邦的同事，四川大学的高材生，20　多岁就当县级干部，现任某中央
领导在延安上幼儿园小班时，他教大班。他从1949　年就写文章《革命是为
了穷吗？》，60　年代就开始骂江青。。一直骂到现在85　岁了，仍然精神矍
铄。一次，当我向于老请教长寿秘诀时，他朗声大笑：“有什么秘诀，无非
是想骂谁就骂谁！”在这一导师的言传声教下，徐无鬼从内蒙骂到北京，又：
从北京骂回内蒙，骂技日甚，路见不平一声吼，该破口时就破口，最后见被
骂者不可救药，帐然隐居田园。在前不久的一次沙龙中，一名记者为“文革”
唱赞歌，争执不下，徐无鬼大怒，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让人好不尴尬。

关于徐无鬼的逸事掌故多如牛毛，只讲两则。其一，徐先生上哲学课
总闭着眼睛，不看讲稿，也不看学生，完全是一副物就两忘的境界。一日，
讲到动情处，先生老泪纵横，一只手从左衣袋里掏出手绢往脸上擦，学生仔
细一看，原来是一只袜子，顿时引起哄笑。先生知道掏错了，气定神闲地从
右衣兜里掏出手绢，又往脸上抹，学生一看，是另一只袜子。足见徐先生的
记忆力不好。一般若无人陪同或接送，徐先生独自是回不了家的，要么会走
错家门，他不止一次地走到曾经陪同一个老朋友只去过一次的情人的家里，
结果却叫不开门。其二，本地省政府的某一高官去拜访他，徐先生派妻把客
人的奥迪坐骑挡在柴扉之外，告诉对方，他正在与人谈话。客人惊问：“与
什么更加重要的人物谈话而不见我们？”妻告曰：“苏格拉底！”徐先生的好
朋友除了苏格拉底外，还有索尔仁尼琴，他亲切地称之为“索兄”。一入他
的书屋，索兄目光如炬，让客人不敢仰视。

徐先生虽然表面潇洒若陶渊明，但内心却无比的痛苦。其一，他认为，


嘴有三项功能，吃饭接吻发议论，而今却只有两项功能，非常痛苦；其二，
他认为，人有三大痛苦，无侣无朋无类，而今只有伴侣、朋友，却很少同道，
所以也让人痛苦。其三，佛经中将人的痛苦分为四类：生、老、病、死，他
认为这四类不全，应该是“生、老、病、死、思”五苦，思想的痛苦是最深
层的痛苦。所以，他才拉来雅斯贝尔斯、伏尔泰、索兄、尼采等朋友对话，
聊以慰藉他那颗孤独的心。他经常说的格言有三句，一为“人的全部尊严就
在于思想”（帕斯卡尔）；二为“在瞎子的王国里，独眼龙便是国王”（西方
谚语）；三为“我用一句格言就能戳穿一个大人物，就像一支大头针钉在蝴
蝶上一样”（伏尔泰）。

正因如此，他常常夜半从梦中醒来，长叹不息，他说：

小时候，母亲用最亲切最温柔的催眠曲对我唱：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我便甜美地进入那仙幻之境。

现在，我长大了，长老了，睡不着了，谁能令我回到儿时的梦境？我
睁着漆黑的眼，望着漆黑的夜，做着漆黑的梦，发出漆黑的呼喊。。

三

不知不觉，又到了年底，一切欣喜悲伤都浓缩在这一套薄薄的“黑马
文丛”中。这是一套思考中国母亲的启蒙读物，这是一套青年智识分子展望
未来的登台宣言，也是一个孤独的牧马人和一群黑马艰苦拼搏的故事。

不得不申明的一点是，前些日子在徐无鬼阴山别墅“黑马圈”的落成
典礼仪式上，我已宣布，黑马只选10　匹，该封圈了。但有许多朋友坚决反
对，几经斟酌，虽然再不推出“黑马”，但推出三部“黑马文章”集，作为
收尾之作，以飨读者。其一，《审视中学语文课本》（暂名），对中学语文课
本进行全方位审视和批判；其二，《大型学术刊物〈方法〉杂志精华本》（暂
名）；其三，《第四种权力——中国新闻自由的焦点访谈》。

此外，还推出“草原部落智识分子论坛”，即《顾准选集》、《孙悦生遗
稿》和《钱理群文集》，作为1999　年的见面礼。希望读者能够接纳。

作为一名智识分子，作为一名出版家，上帝赋予我的使命，就是用民
间的思维去关注苦难深重的祖国母亲，并用思想的光辉去唤醒那些麻木的灵
魂。呵，我的1999，究竟是喜还是忧？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贺雄飞

　1998　年岁末于草原部落

晚年冯友兰

一直没有读到冯友兰先生的最后遗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只
从有关冯先生的传记和年谱中得到一些粗浅的了解，冯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不
能出版的书，这不容易。

1991　年3　月下旬，张毕来、丁石孙等7　名政协委员向政协七届四次会


议提出提案，呼吁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宗璞为此还给有关领导
写过信，但最终不了了之。人世苍茫，想到当年冯友兰先生的无奈选择，再
看今日冯先生的执著，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冯先生如果没有晚年这部
书，也许我们不会更深地理解冯先生。或者说句大不敬的话，要是冯先生不
得长寿，那不知会有多少误解留存世间。冯先生虽有无奈的时候，但他也终
有不需要应付，不需要为谁服务的时候。冯先生早年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曾
一度消失，但最终冯友兰又独立了，尽管这已到了他生命的终点，一个人到
了这步天地才“海阔天空我自飞”，让人觉得多么沉重。在《新编》第七册
的“自序”中，冯先生说：“在写八十一章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
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
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达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
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
编》）冯先生“文革”中的失误，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时代的关系。
冯先生作为一个读书人，在那样的环境下，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不得已而
为之。

冯先生性格中的弱点，西南联大时有一件小事可见。钱穆在《八十忆
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迎。择
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
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需安心读书。不啻语语针对芝生而发。
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
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
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
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
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请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
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读书。有此两条
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
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然芝生以后仍携其新
成未刊稿来盼余批评，此亦难得。”冯先生比之钱穆，用今天的话，比较活
络。

冯先生又是懦弱的，这种懦弱，不全在自己，更在自己之外的某种压
力。这也有一例可举。1951　年，冯先生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赴印度访问。在
德里大学见到他在西南联大的好友、当年的训导主任查良钊，不但没有说话，
而且立刻回避。后来查良钊在《忆一位失去自由的教授》一文中回忆了此事。
当时他怕冯友兰有不便之处，便提前写了个便条给他。说：“芝生兄，今天
何幸在此德里大学相遇，恰值西南联大第十四周年纪念日，盼望吾兄归去后
向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和当年同事们代我致意。弟，良钊，11　月1　日。”可当
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