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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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以及为学术著作写的序言，几乎不再研究什么学术了。如果说初期的
学术即是为了做官，那尹达是成功的，但这些恐怕不是尹达的初衷，而作为
一个学者，他后来的经历，更多地凝聚了一个时代对学术的制约。
刘起（左金右于）在《顾颉刚先生学述》的后记中写到：“在这里我更
怀着沉重的哀思，怀念尹达同志对本书撰成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他从本书
草拟提纲时提出重要意见，到写出全稿，始终给予关注，还准备给本书写序
言，不幸病倒无法执笔。卧病医院我去看他时，还殷殷关注本书及早与学术
界见面，其后又曾托同志转达他关于本书交代出版的拳拳之意”（同上第382
页）。从尹达晚年对顾颉刚的态度中，我们能感到他有忏悔心情，然而也许
是伤害过重，尹顾之间的裂痕已经不好弥补了。据说顾颉刚去世后，曾有遗
嘱，所藏图书绝不捐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尹达在史学界的地位，史家自有公论，我不敢置一言。我只是偶然注
意到了尹达一生的经历，忽然想到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其实，这不仅是尹达
个人的特点，如他有同样经历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时代的印
迹，尹达的复杂性，也许就在这里。
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
王瑶青年时代就选好了自己要走的路，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又不能
走自己想走的路，对一个学者来说，这意味着什么？重新选择对青年王瑶来
说肯定是无奈的。1952 年，他在一份自我检讨中曾说：“后来系里在课改中
课程有了变动，古典文学只剩下了三门课，而就有三位教古典文学的教授，
而且资格都比我老，教新文学的又人少课多，于是我改教了新文学，但我在
思想上并没有放弃了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
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王瑶文集》第7 卷第499 页，北岳文艺出
版社1993 年版）。1949 年，王瑶是36 岁。王瑶比钱钟书、费孝通等同出清
华的学者虽然小4 岁，但他和他们的区别还不在年龄上，而在社会声望上，
当时的王瑶虽然在学术上已经显示了才华，但他还只是清华中文系的一个专
任讲师。对那些已成名的学者来说，他们转变和重新选择所经历的痛苦，我
认为要相对低于那些已经显示了学术才能但还未有建树的人。王瑶的典型意
义即在于一个人将要以放弃自己整个的教育背景为代价，来重新确立自己的
学术道路，如果不是割断传统，王瑶是会赴美留学的（按清华旧制），时代
的转换使这一切成了王瑶的终身遗憾。
王瑶是清华研究院第12 届毕业的研究生，师从闻一多、朱自清。当时
王瑶32 岁，他的毕业论文做的是《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1946 年1
月29 日，闻一多呈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为王瑶初试。初试的范
围是：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
考试人员，当时除了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外，还聘请了汤用彤、彭仲铎、
冯友兰、吴晗4 位。
同年4 月4 日，朱自清再函梅、潘两位，正式为王瑶考试（见《清华
大学史料选编》三（上）第112、114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王瑶是经过严
格学术训练的人，以他治中古文学的才能和兴趣，再去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
究，虽是开创性的工作，而且获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一想到青年王瑶那
么好的学术训练，而做了和这种训练关系并不密切的专业，在王瑶来说，难
道没有遗憾吗？训练一个能治中古文学的专家，比之于训练一个能做现代文
学研究的学者，前者的要求和难度是远大于后者的。在王瑶的同辈朋友中，
许多人还是佩服他的早年学术成果。赵俪生就说过，对他的《中古文学思想》、
《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三书，“鄙人则深深拜倒石榴裙下”（《王
瑶先生纪念集》16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王瑶能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卓然有
成，靠的还是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至少他在治学的方法上有看家的
本领。一个人学术兴趣的转移，固然有个人的因素，也有一些偶然的机缘，
但对王瑶来说，他学术道路的曲折，更多地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对学术自由
的制约。王瑶曾想过离开清华，因当时南昌大学曾请他去做系主任，“而且
教的课是中国文学史”（《文集》499 页）。可见王瑶对自己专业的留恋。我
常常这样想：如果王瑶生活在一个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
里，他的学术成就要远胜于今日。我们多了一位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但却少
了一位治中古文学的专家，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呢？朱德熙
说：“我一直认为昭琛具备一个大学者应有的素质。要是环境更好一点，兴
趣更专一一点，他一定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王瑶先生纪念集》第13 页）。
从王瑶早年的经历看，他不仅仅是一个专注于学问的人，还是一个具
备现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学生时代的王瑶，曾显示出对政治的热情，他在
清华读书时，写过大量的时评。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他也是很积极的一
位。但王瑶对政治的热情，是那种读书人对政治的热情，简单说就是好议论，
并非想在仕途上有所求。这种对政治的热情，是王瑶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精神
气质。王瑶在1935 年加入共产党，40 年代又入了民盟。用当时流行的知识
分子分类法，大概属于中间偏左的。但王瑶本人有名士气，别人和他自己都
说过“很高傲”。王瑶的这种气质决定了他自己是一个不适于过党派生活的
人。1948 年当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曾说过“我听说有
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可见他本质上还是一个祟尚自由的人。他的理
想是：“一方面努力研究学问，希望成一个学者，一方面也对民主运动多少
做点事情”（《文集》497 页）。可以这么说，早年清华的教育背景，培养了
王瑶的精神气质，如果不是后来的历史变幻，王瑶作为一个在专业之外对社
会保持热情和关怀的知识分子，他所产生的影响要更大些。
在一个新的环境下，王瑶选择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从他个人的意愿
来说，他想尽量和新的时代保持合拍，但早年的教育和个性又和这种主观愿
望相冲突，尽管他已经不是在完全独立的精神状态下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
稿》，但由于突然做违心的选择，他的这部新著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曾经有
过的独立思考，当时批评这部书的人认为：“这本书的根本弱点，是思想性
低，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甚至于有敌我不分的地方，加以分析力、概括
力不够，编写的态度和方法不谨严，因此就产生了一连串的错误和缺点”（《文
集》507 页）。今天再看这样的批评，我们应该为王瑶庆幸。这种庆幸可以
表述为，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王瑶准备放弃自我来适应新的环境，但早年
养成的客观精神已成为一种精神气质，融进了血脉中，所以总不免要流露出
来。今天人们之所以看重王瑶的旧著，虽然理解它带有时代的局限，但从中
依然能够感到有一个学者的真诚。王瑶自己写过长文《〈中国新文学史稿〉
的自我批判》，在50 年代，他也曾写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的文章，在那样
的年代里，王瑶说过许多违心的话。对知识分子在那种处境下的无奈选择，
我认为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对侯朝宗等人应举行为的分析，很能帮助
我们理解。陈寅恪说：“盖建州人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
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身命之危险。。。关于此点，
足见清初士人处境之不易。后世未解当时情势，往往作过酷之批评，殊非公
允之论也”（该书下册1118－111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王瑶当时
的处境，从他1951 年写给一位向他请教文学史教学问题的人的信中可见了
一斑。信中提到李辉英时本：“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
题）”（《文集》602 页）。当时就是这样的处境。
王瑶到了晚年，精神气质又重新回到了他的青年时代，晚年王瑶特别
怀念他在清华度过的岁月。他对清华学派的呼吁，实在是怀念他的青年时代。
人们怀念王瑶，敬仰王瑶，其实是在表达对一种精神和人格的怀念。晚年王
瑶以他人格的力量唤起了人们对独立精神的向往，这是他留给我们远比他的
著述更伟大的力量。王瑶是很理智而清醒的人，80 年代初，他在给石汝祥
的信中就说过：“过去的时间不仅耽误了像我的孩子们（30 岁上下），也耽
误了如您我这样的中年和老年人。”（《文集》642 页）痛哉斯言！
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关于钱钟书研究的书很多，我见到就买了，时间一
长，就积攒下一大摞，最近我集中翻了一遍，忽然生出一点感想。
现在国内外研究钱钟书的，以学术为主，即多数研究者的着眼点在于
钱钟书的小说、诗词和他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研究一个学者，
如果光注意他的学术而忽视他的思想，时间久了，这样的研究总会越走越窄
的，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学者，他的经历本身，就
是一部丰富的当代历史。
前几年，我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就想把钱钟书作为
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看待，可惜由于当时所知材料有限，未能深
入下去，但对于钱钟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研究，我觉得还是能够拓
宽钱钟书研究的视野的。国内已出的几本钱钟书传记，似乎也未能从这个角
度出发，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特经历。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涉
及，但还没有着意为之。
我一直以为像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深入他们的内心，在
大量资料的支持下，剖析出他们内心的苦恼、无奈和最终的生存方式，这对
深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
文学等的学者，似乎总不如治史学的人看得透。看得深，当然这只是一个大
致的说法。就说政治选择，一般推论，那些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
应该在理论上对政党、国家这些东西有更深切的了解，看过去这些学者写的
文章，他们也都是极犀利、极清醒的，但纸面上的深度并没有融入自己的行
为。倒是那些治历史的学者不一定有超过这些学者的理论深度，但判断起事
情来，似乎总比另一类学者高明。比如胡适、傅斯年、钱穆、姚从吾、毛子
水、陈寅恪这些做史学研究的人，比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钱端升等人，
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更有决断。虽然历史的复杂性远不似这样简单，个人的
处境和选择中有许多偶然因素，诸如个性、当时的处境、朋友的位置还有家
累等等，但历史研究总是由结果推断原因，这样一想，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
就更具有某种色彩了。
钱钟书这样的学者，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充满矛盾的。以钱出身清
华和留英法的教育背景，我们不应该推断出他现在的结局，因为一个人的理
想是由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的。从政治理想上说，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
的一员，但钱本人对他同时代那些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数看不上
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的人都是有这种感觉，也许这与钱钟书的个
性有关，也许与他父亲曾告诫过他不要做徐志摩、胡适之一类的新派人物有
关。我总觉得钱钟书看不上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不光是自视甚
高的个性，更有深刻的东西。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名人物，在政治理想的
追求上固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这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人，在做
人这一条上似乎未能完全和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钟书对此有更高的理
想，即一个人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
尽管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很诱人，但由于钱钟书很了解他们
的生活，特别是个人生活，以他的道德衡人，那些人自然就不入眼，至少当
时他们许多人在个人私德上，钱钟书是有自己看法的。钱是1910 年生人，
在自由主义人物中，如果不算严复、梁启超那一代，直接从胡适这一代算起，
钱是第二代的人物，在这第二代的人物中，钱是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