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世界-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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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不测”一样。不仅如此，这种单边主义对美国自身的安全也未必不是一种变相的伤害。在这个因恐怖主义和地区冲突而危机四伏的时代，一个国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外交是否成功，而不完全只是看它的军事实力。无论国家还是个人，有一点是一样的：树敌太多，积怨太重，都不利于安全和成长。
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约翰．基廷曾经很替美国担忧地说，“我敢肯定，许多人如今都认为美国正在孤军奋战，而且是为美国自身而战。这不是什么好事情。主要问题是，能从一个城市控制全世界吗？美国国会拥有控制全球——更不用说全球资源——的能力吗？拿我个人来举例，我不相信它有这个能力。”3布什自己可能也不相信美国真的有这个能力，否则他也就无须那么客气地赞誉联合国了。让单边主义低下头似乎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觉得有求于人，这不是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现实不现实的问题。
第十章：“聪明”的单边主义鸽派的制衡
采取“聪明”的单边主义也是鸽派及其占主导的国务院所能接受的方式。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是公认的“国际主义”派，向来以稳健、“慎兵”著称，也是公认的鸽派的带头人。在伊拉克战争的前前后后，鲍威尔都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并力争使之回到联合国的舞台上，联合国1441号决议的提起和通过被视为鸽派的一次重要的反单边努力。
2002年8月的一天，鲍威尔与布什和赖斯共进晚餐，当时便对伊拉克问题非常担心，并提醒总统有关单边作战的种种危险。在布什面前，鲍威尔极力主张采取一种多边的方法，恳请总统征得联合国的同意。他许诺说，俄罗斯人和法国人会在安理会上支持他，而最佳的时机则是9月12日召开的联大会议。
结果，11月8日，在联合国，1441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鲍威尔赢了。1441号决议的通过好像证明他所强调的反对切尼阵营的路线有效，他也确信，萨达姆和以往一样，将会犯下严重的错误，安理会将在几周内被迫支持诉诸武力。而鹰派人士对这种外交上的“装腔作势”则大加嘲讽。他们知道，总统将走向战争，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情。
布什政府也有不与联合国协商而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选择。然而，如果联合国不授权，就难以确保除美国之外的国家，特别是英国参加战争。鲍威尔国务卿在联合国安理会开展政治工作，也是满足布莱尔首相的要求。1
但令鲍威尔多少有些尴尬的是，在安理会却发生了令美国人十分难忘的“伊拉克阻击战”，布什最终不得不绕开联合国对伊拉克单方面动武。随着伊拉克战事的顺利进行，鹰派在趾高气扬之余，对鲍威尔们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认为是他错误地把美国引入联合国“战场”。就像把法德等国唤作“老欧洲”一样，拉姆斯菲尔德则把鲍威尔称作“老美国”的代表。之所以这样说，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鹰派认为鲍威尔们已经落后于形势和时代。五角大楼高层认为，考虑到国际事务、强权政治和现代战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目前根本无法将对外政策、外交活动、国家安全和发动战争“轻易分开”。“鹰派”强调，自己之所以能势力渐强，主要是“深刻领会总统意愿和眼光的结果”，他们嘲笑国务院官员未能有效向全世界传达美国的对外政策，以致在国际舞台上多次碰壁。
事实上，布什政府内鹰派和鸽派之争由来已久。早在布什选班子时，在国务卿的人选上，鹰派的沃尔福威茨就败给了鸽派鲍威尔，屈就国防部副部长，而在国防部副部长的人选上，鲍威尔力推的阿米蒂奇则败给了沃尔福威茨，最后被鲍威尔收为自己的副手。但在布什第一个任期的大多时间里，国务卿在与五角大楼的较量中却多半落得下风。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早在伊拉克战争尚未开打之际，国防部和国务院就先打了起来。2003年2月，退役将军加伊·加纳打算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组织一个重建专家小组，他的名单上包括20名国务院官员。但就在加纳动身前往中东的前一天，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突然给他打来电话，命令他将名单上的20名国务院官员裁掉16人，换上国防部的人！鲍威尔虽然对此非常愤怒，但最终还是像以前的许多次一样，败给了拉姆斯菲尔德：争取了半天，16名被裁掉的人员只有1人官复原职，挤身加纳将军的名单。不久后，加纳也被替换掉了。这件事在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诸多较量中简直是小事一桩，但它充分说明拉姆斯菲尔德在布什政府中的份量和他的专横的作风，也说明了在力量对比上，鹰派占了上风。
即便是在看上去鸽派占优势的国务院，鹰派也有自己的代表，他就是约翰．博尔顿。作为负责武器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他在布什的“邪恶轴心”的名单上又加上了古巴、叙利亚、利比亚，并对许多国际条约持反对态度，声称《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已经寿终正寝，反对美国在国际刑事法庭中发挥任何作用。此外，他还对联合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反对美国交纳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反对美国参与维和行动，被视为鹰派在国务院的制衡鲍威尔的力量，但在五角大楼，鲍威尔却没有这样的平衡力量。
对国务院的工作，鹰派是颇为不满的。在前众议院议长、新保守主义的同情者金里奇看来，美国无法凭借一个充斥着繁文缛节和托词借口的外交官僚机构建立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各国在安全、健康、繁荣和自由等各个方面向前发展。除了国防部之外，美国还必须拥有有效而可靠的政策工具，只有对国务院进行一场认真持久的（迟到的）改革，这些工具才会成为现实。他警告说，如果不对国务院进行大胆而彻底的改革，美国将很快发现自己在除军事以外的各个领域里陷入守势。1
但外交学会资深中东问题学者理查德．墨菲却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金里奇的这些举动可能是在给五角大楼的新保守派打头阵，而这些人是不会放过任何攻击 国务院以及被称作失败主义者计划的国务院的计划和方案的机会的。作为一个较容易对付的目标，国务院不像国防部在国会和私营部门都拥有与其利益相关的拥护者，它在国会和私营部门都没有一批拥护者来在其受到攻击时对其进行保护。2
鸽派对鹰派也颇为不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很多国务院的官员，都对深深刻上鹰派印迹的布什政府的傲慢态度和无视国际舆论的做法感到担心。他们认为，布什总统任期的前两年内美国奉行的这种处世方针，可能会让许多国家在几十年中对美国形成的好感一扫而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从稍有松动到再次尖锐对立。自从克林顿政府开始，国务院就在积极同德黑兰的温和派人士“搞好关系”，以便遏制该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在阿富汗战争期间，伊朗甚至允许美军飞机越境袭击塔利班目标，国务院可谓开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外交奇迹”。不过，随着布什总统在其2002年国情咨文中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列入所谓的“邪恶轴心”，上述好不容易获得的外交成绩在几个小时内化为乌有。而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对伊朗的多次威胁则使得美伊关系回复到了一个非常僵硬的状态。
不过，尽管一些评论人士对布什政府内分为沃尔福威茨和鲍威尔两个“阵营”感到烦心，但从布什的角度看，这种“紧张状态”可能是有利的，像中国古代的帝王那样，如此布什总统便可凌驾在这两派势力之上，巧妙地掌握着平衡来运作政权。一方面，沃尔福威茨在奋力推销他的“单边主义”和“战争”，另一方面，鲍威尔则坚持“多边”和“迁就”反恐联盟的伙伴。鲍威尔需要一个“沃尔福威茨”来激励自己行动，而沃尔福威茨则需要一个“鲍威尔”来控制他不要走的太远。3于是我们看到，在伊拉克问题上，当白宫意识到继续鹰派的不妥协路线将带来政治风险及外交政策风险时，就转而采纳鸽派的与联合国及盟国合作的主张，而无论是五角大楼，还是国务院，都心照不宣地拒绝承认在伊拉克问题上改变了策略，因为这是布什所反感的说法，而维护布什则是鹰派和鸽派共同的信念。
不仅如此，双方有时还彼此为援。2003年5月上旬，布什总统派遣国务卿鲍威尔前往中东，访问了叙利亚，有意思的是，鲍威尔以新保守主义派为工具向叙利亚施压，他指出：“如果不和我们合作，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样的强硬措施。”利用美军驻扎在伊拉克的强大压力和新保守主义派有可能采取更强硬政策的压力，鲍威尔以非常强硬的立场进行了交涉。4就这样，为外人所难以理解的是，通过伊拉克战争的效果和新保守主义派的存在，国务院得以在叙利亚等问题上非常轻松地开展外交活动。这不是第一场“演出”，也决不会是最后一场。
布什心知肚明的是，在代表鹰派的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与代表鸽派的鲍威尔的势头此消彼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最终都会共同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鹰派”与“鸽派”的相映成辉，才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美国面孔”。在国家利益面前，美国的“鹰派”与“鸽派”并不存在你死我活的争斗，它们之间无论怎样较量，也都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服务的。只不过，鹰派更看重实力、强调出击，而鸽派更看重美国形象、强调平衡。
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鲍威尔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如果和平解决和外交解决的道路被封闭了，就必须准备使用军事力量。没有军事威胁的外交，谁会理睬呢？如果外交不起作用，即使施加军事威胁，也无济于事，那么就有必要使用军事力量。我在没有必要使用军事力量的时候，是鸽派，但是在鸽派不能实现目的的时候，我也会成为鹰派。”1
第十章：“聪明”的单边主义艰难的形象工程
鹰派与鸽派的斗而不破，或者说美国的左右手之争，用约瑟夫．奈的话说，就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培养和成长过程。就像鹰派所追求的那样，硬实力是一个国家强迫其它国家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得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它通过威逼利诱令其它国家去做它们本不愿做的事情。作为一种吸引力，鸽派所看重的软实力则是通过吸引其它国家支持自己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样它就无须把钱花在威逼利诱上面。在奈看来，软实力通常源于文化魅力、民主和人权等国家政治理想或涵盖他人利益的政策方针，具体到击败“基地”这样一个在60个国家设有支部的跨国性组织，美国就需要得到平民合作、情报共享、边境治安、追踪流动资金等方面的配合。在这种情况下，与单纯依靠其它国家的自身利益相比，一个国家对别国的吸引力能够帮助它得到更多的合作。2
奈预言，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仍将保持无可匹敌的实力。问题在于，这一霸权地位会招致更多怨恨还是更多艳羡。人们与最强者之间总是保持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诚然，软实力不会增强美国相关的硬实力，但它确实能够使硬实力更加易于接受，减少使用此类力量时付出的代价。这也是鲍威尔们所希望看到的。
但令鲍威尔遗憾的是，近年来，美国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硬实力显然是上升了，但在领导力、感召力和道德力方面却大不如前了。在越来越多的人眼中，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不讲信誉、不负责任的大国，这对美国的世界形象和领导能力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由于不能耐心而认真地听取他人的意见，不能以平和的心态及平等的方式与他国协商、对话，美国正在远离它的传统意义上的追随者，远离信誉这一国际政治中极其重要的力量来源。人们注意到，美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美欧关系出现巨大危机正是这几年的事情，而各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从2000年的3000亿美元降到了2002年的2300亿美元。
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曾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领袖是集体”。在他看来，领导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追随者，取决于领导者与追随者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如果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出现权力不平衡，发生心理关系的扭曲，两者的关系就会变得不稳定、不安全，领导者的力量就会被削弱，他的行动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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