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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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死亡之路（2）
6月初，卡帕报道了马库斯的主要成就：筑成缓解耶路撒冷压力的所谓“缅甸公路”。在几天时间内，以色列人挖通了一条经过山区和沙漠谷地的通道，他们主要在晚间工作，有时候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工作。6月8日晚上，卡帕跟杰克·温洛库尔一起经过“缅甸公路”到了耶路撒冷。他们的吉普车是一个护卫队的一部分，如不出意外，这个车队应该能够带着急需的医疗用品和食物到达耶路撒冷。到天黑的时候，卡帕和温洛库尔在自己脸上绑上了手绢，以防沙尘进入鼻孔，而且把晚上最后的几枝香烟熄灭了——哪怕烟屁股发出的极微弱的火光也会暴露他们的位置，从而让阿拉伯人的迫击炮和狙击手找到袭击目标。
在明亮的月光下，他们开车经过蜿蜒的小道。每隔几英里，他们都可以借着月光找到手绘的指示路牌，上面有希伯莱文，指示前往耶路撒冷的方向。只有一堆粗大的石头指明附近有一处断崖。地上布满了坦克陷阱。在一个小山村里，卡帕跟温洛库尔分手，之后去了马库斯那边，跟他一起走完“缅甸公路”最后一段，也是最危险的路程。到目前为止，马库斯已经彼此以“哈迪德”相称了，那是希伯莱语，意思是“朋友”。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卡帕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哪怕有好多次他都差不多要从吉普车里摔出来了。
1948年6月10日，卡帕和马库斯在马库斯的临时司令部里谈话。司令部设在新联盟的巴黎圣姆院，在约旦沙漠之上2 450英尺的地方。以色列与其六个敌对阿拉伯军队之间的停战协议将于第二天上午10点签署。没有人能够肯定阿拉伯人会信守诺言。马库斯担心，只要战斗还在继续，“缅甸公路”就处在危险中。如果公路在停火之前被切断，那么，耶路撒冷就很有可能失守。卡帕很自信，他开玩笑说，耶路撒冷城的伊甸园饭店“已经在为马库斯进行最高荣誉接待准备——‘一次地道的热水浴’”。“那会是相当宝贵的体验。”他补充说。
“果真如此，”马库斯答道，“橡皮圈也就只能扯这么远了，你明白吗——而运气通常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现的。”
当天晚上，马库斯没有睡着马库斯知道，以色列人已经在各个前线拖住了阿拉伯人，但仅仅是拖住而已。加利里的大部分处在以色列人手中，耶路撒冷的大部分也在以色列人手中。。几个小时之内，为以色列建国而进行的战斗就要结束了。约在早晨3点30分，他决定出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顺手从床上抽出床单保暖，之后在他的营地里溜步。马库斯回床睡觉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哨兵问：“Mi sham？（谁？）”
马库斯回答了，之后往前走。因为风大，哨兵没有听清楚他的话。马库斯模糊的身影越来越近了。哨兵发抖，举起了手枪，手指就靠在扳机上。马库斯又走了一步。哨兵害怕了，压下了扳机。子弹打中心脏，马库斯立即死掉——时在1948年6月11日早晨3点50分，离停火协议只差6小时零10分。6月12日早晨2点30分，悲伤的卡帕唤醒温洛库尔。“迈克死了。”他小声说。
马库斯曾在她家住过的一位妇女写信给他在布鲁克林的妻子爱玛说：“我想让你知道，手下得知迈克的死讯后都哭了。这些小伙子大部分都还是孩子，他们一般不太容易哭出来的，因为死亡已经是家常便饭，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事情……然而，这次，他们都没有害羞，都哭了。”卡帕失去朋友的反应也是一样的。
6月13日，卡帕和温洛库尔到达耶路撒冷。面色苍白的儿童开始重返学校了。“东方的犹太人”披着长袍在炮火洗劫过的城里走动，“如同鬼魂一般”在《画报》1948年7月3日上，温洛库尔写道：“穿卡叽的新犹太人在灰蒙蒙的风中磨牙齿，忍受着饥寒。他们经受过比过去三个多星期时间里任何一次空袭更可怕的痛苦。他们蹲在密集的近距离炮火下，几乎无法出门行走。数以百计的人死掉了。数万人受伤。医院住满了伤病员。”当天稍晚些时候，卡帕和温洛库尔还遇到其他一些记者。其中一位记者说，他从来还没有见到过那么多已经或要死的儿童挤在一个城市的街头。这一刻，他看见十二个学童在唱歌，过一刻，其中一个就开始叫痛了。他看到过一个小姑娘面露惊奇地看着自己的残肢。因此，平民又一次为胜利付出了可怕的代价。。在耶路撒冷举行过一个纪念仪式以后，人们宣布马库斯的棺材将运回特拉维夫，之后再运回布鲁克林。卡帕决定跟在马库斯身后回到那个港口。临行前，他对温洛库尔说了自己跟马库斯在一起的最后时刻。在给《画报》的报道中，温洛库尔故意没有重复这个故事。“那是卡帕的故事，”他写道，“有朝一日，他会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来龙去脉的。我愿意保持沉默。”
卡帕没有能够用文字形式讲述这个故事。知道实情的其他记者也跟温洛库尔一样没有讲这个故事，但他们明白，马库斯是以色列独立战争中最著名的殉道者，也知道他最后是怎么死的：被他自己的手下失手打死。这种沉默是整个战争期间检查制度中最恶劣的例子。以色列官方的解释是，他领导一只巡逻队巡逻的时候，被阿拉伯人射出的一粒子弹打中。卡帕没有戳穿官方的假话，因此保持沉默。但两年之后，比尔比说出了实情。在1950年出版的一本书《东方新星》中，他解释说，他仍然在违反以色列的“检查法”。
6月21日，卡帕回到特拉维夫，准备再回到巴黎去。他见证了以色列抗击六个阿拉伯国家的进攻。联合国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大规模移民的第一次浪潮从德国红十字会的营帐中开始。在美国，杜鲁门总统刚刚宣布承认这个新的国家，因此确保以色列有国际上的合法性，并打开了美国对以色列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大门。但后来，在卡帕准备行李的时候，实际上的内战威胁突然产生，随时有可能使上个月达成的奇迹般的成就毁于一旦。6月22日，一个右翼团体伊尔甘的领导人决定将装在阿尔塔伦纳号上的一船非法军火运上岸。这批隐藏起来的武器是美国富有的犹太人赠送的礼物，在英国托管结束之前，这些人还资助过针对英国人的恐怖袭击。将这批军火运上岸将违反6月11日与阿拉伯人签订的停火协议，因此，本…古里安政府宣布，不得使该批军火上岸。在阿蒙饭店顶层的阳台上，卡帕惊慌地看到，伊尔甘的部队从船上涉水上岸，同时，忠于本…古里安的哈甘纳士兵大吃一惊，他们准备打退这些人。卡帕和比尔比以及其他一些人赶紧跑到海边去。在那里，卡帕发现，伊尔甘的部队已经架设起机关枪。之后，第二批伊尔甘人也涉水上岸了。
“你们不会开枪打死自己人吧？”有个人喊道，他在挖苦哈甘纳的部队。“这是对我们带来的美国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来这里是要为你们而战斗，但你们却准备打死他们！”
两边的人僵持不下。之后，本…古里安下令开枪。肯尼斯·比尔比看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海滩上开起火来，在岸上的伊尔甘人或被打死，或者被俘……犹太人开始正面对犹太人开枪了，这是一种让人困惑的无政府主义战争。所有部队都穿同样的军服，外面的人根本弄不清楚谁在对谁开枪。”他难以置信地看到，“哈甘纳的一个人把不到10码远的一个伊尔甘人打死，他的子弹撕裂了那个人的头皮。伊尔甘人围着圈子转了一两分钟，之后倒地而亡。”
本…古里安还下令摧毁阿尔塔伦纳号，那是暴乱活动的明显迹象。那条船在一阵爆炸声中燃烧起来，船上活着的人都跳水了。不久之后，船上的军火着火了。卡帕听到“更深沉的怒吼”，伴随着“枪炮声不规则的尖叫”。之后，他走到更近的地方去拍摄伊尔甘的人马从着火的船上往下跳，之后游上岸的情景。几分钟内，卡帕看到冲浪板上的犹太人又朝着火的船上划去，因为美国人的子弹正射向被抬到犹太人红十字会派来的救护车上的另外一些犹太人。救护车上印有大卫的“红色盾牌”。
突然之前，卡帕感觉阴部一阵剧痛。在前线奔波了10年，一粒子弹终于找到了卡帕。在漫长的几秒钟里，他觉得自己的性器可能已经给打飞了。但是，谢天谢地，子弹只是擦过他的身体。稍好一些后，卡帕一跛一跛回到阿蒙饭店，订了飞往巴黎的机票。卡帕后来自我嘲弄说：“如果被犹太人打死，那可真是天大的丑闻！”
第五章死亡之路（3）
回到巴黎几天后，卡帕跟以前专门进行夜间空袭的一个叫做诺尔·霍华德的飞行员一起坐在他最喜欢的夜总会“卡雷里之家”喝酒，就在香榭丽舍一带。他们最初是在一个晚餐会上认识的，之后彼此很合得来，因为他们发现，两个人都有同一个女人送的袖口钮扣——那女人就是诺尔的前妻。
“我很快就跑回来了，”卡帕对他说，“回到兰卡斯特饭店的时候，我的裤口都还没有打开。”侍者雷蒙德每隔几分钟就来给他们加一次酒，尽职尽责。他继续说，他已经决定，他和梅格纳姆其他的成员不再拍摄战争题材了。“在巴勒斯坦，他们走得太远了，或者不如说走得太近了。对于这些玩小把戏的人，我再不想去为后人纪录什么东西了。”
卡帕报道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冷战已经进入了新的紧张时期。看起来，整个夏天，全欧洲惟一值得报道的事情也就是柏林的空运。9月18日，盟军飞机将创纪录的、超过7，000吨美国物资运送到柏林，公然违反苏联对柏林实行了三个月的封锁。几周之后，卡帕跟海外新闻通讯社的首席记者西奥多·怀特一起，不失时机地前往三个东欧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他们很快发现，按照英国记者理查德·梅因的话说，那是一片荒原，“发出尘土、石油、火药和油腻腻的金属味。还有排水沟和寄生虫的味道，汗味和呕吐味，脏袜子和大便的味道，腐烂和死人没有埋的味道。”
在西欧，许多平民仍然吃不饱穿不暖。节衣缩食的生活吓倒了整整一代英国人。在艾娃·贝斯尼奥被收养的那个国家，也就是荷兰，成人只能摄取“六岁大的孩子的热量”。但在波兰，苦痛的情形更是惨不忍睹。在华沙，卡帕拍摄到一处风景，看起来就跟长崎灾难一样荒凉。在华沙的贫民区，曾有40万波兰人死亡，一个天主教教堂是那里惟一的幸存物——苏联人将这个地区别的建筑夷为平地。营养不良，疾病成灾。但是，让人觉得惊奇的是，精疲力竭的波兰人已经开始在矿井和新建的工厂里工作很长时间了，他们在用自己的双手重建国家。
怀特和卡帕开车穿过波兰南方灰暗的乡村地区，他们专门绕道去看了“最后一个可怕的纪念物”：奥辛维茨。纳粹最令人发指的死亡营已经被清除掉，现在已经成为一座博物馆。卡帕经过的那条路修得很干净。他们的导游很会说话，训练有素。在离奥辛维茨不远的地方，有几道光秃秃的拱门，许多导游以前都是里面的犯人，他们都不敢从门下经过。到了战争末期，纳粹分子认为光靠毒气室还不够迅速地处置犹太人。把尸体扔进土坑之后烧掉要容易得多，快得多，也便宜得多。已经过了三年，卡帕还可以认出被填平的那个土坑，因为那里的草长得特别茂盛，都是底下埋葬的尸体催肥所致。纳粹在1945年仓皇逃避苏联红军，竟然让几处土坑没有封住就跑了。卡帕发现那些地方都浸了水。“只焚烧了一半的尸体还在底下，到今天还在冒水泡，”怀特报道说，“那是缓慢发酵的结果。如果在水边弯下腰去，你还可以听到冒泡的声音。”
几个星期之后，卡帕到达布达佩斯，他发现，比较上次来住了24个小时的访问，这里稍稍少了一些阴惨。“昨天的匈牙利只是一个神话。”《画报》1949年3月26日号的一篇文章报道说，那篇文章附有卡帕的十多张照片，其中多张显示阅兵游行，是匈牙利由苏联支持建立的一个新部队。“如果提到柯苏的名字，提到这个城市最伟大的自由战士，人们今天只会想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布达佩斯多瑙河大桥。今天，多瑙河的河水又变红了，那是政治受害人的鲜血染红的，匈牙利的压迫者从无法记忆的时候起不断地将这些受害人扔进河里。”《画报》还报道说，“对曼恩德逊迪红衣主教及其朋友的审判和关押，确立了这个国家的附属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