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虚伪的形式-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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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技术的两面性的考察，使吴义勤开始谨慎地反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植西方小说技术的潮流，并且探索中国作家如何有机地消化西方小说技术的艺术途径，进而实现从技术崇拜走向不留痕迹的技术创新。这种思考是吴义勤走向成熟的艰难摸索，类似于“技进乎艺，艺进乎道”的自我否定过程。在敏锐地把握到新世纪中国小说“技术隐退”的新趋势时，作者有这样的深层反思：“我们承认，这种技术的进步对于中国小说的意义，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这种‘技术’和形式究竟是小说的阶段性目标，还是小说的‘终极’目标？如果它是‘终极’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获得在小说创作上持久不断的创造动力？” ① 沿着这样的思路，吴义勤从朴实、朴素，在技术上近乎“无为”的小说中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技术含量：“这种‘无为’却无疑更能显示作家的‘内力’与‘真功’。因为，夸张的形式和繁华的“技术’可能正是对作家局限与不足的一种掩盖，它有一种‘藏拙’、‘遮丑’的功效。相反，越是朴实的，越是简单的，才越是难以表达的，才会对作家的能力构成真正的考验。” ② 从“技术至上”到“技术隐退”，小说从繁复的形式演练走向简单的“本源美学”，吴义勤的审美考察也从激昂走向内敛，从表象抵达本质。批评家和当代文学创作的进程共同成长，准确地把握了不同文学发展阶段的首要目标与潜在弊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西方文学长期隔绝的中国文学急需技术上的“补课”，但这种阶段性任务并非终极目标。正是为了避免技术上的矫枉过正，吴义勤敏锐地提出了超越技术的话题：“小说走向朴素与简单，并不是小说艺术上的倒退，而是一种艺术上的自我涅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被内化、被升华成了真正的艺术血液与艺术需要，而一度被‘技术’遮蔽、为‘技术’所伤的小说本源性力量则得到了复苏与唤醒。小说重新与生活、与现实、与人、与情感、与精神、与故事有了血肉相亲的直接关系，又重新获得了人学力量、现实力量、思想力量与情感力量的支撑。” ③ 作者在《告别“虚伪的形式”》中讨论余华的成功“转型”时，有着同样精彩的论述，倡导文学从形式的象牙塔中走出来，回归广袤的大地，根深叶茂地扎根于中国的现实沃土中，又以灵动的想像拥抱艺术的天空，像自由生长的树枝一样伸展着形式的智慧。
偏激的“技术至上”有舍本逐末的意味，但无视形式的宣言、喊叫、议论、说教会更加粗暴地伤害小说的艺术本体。鉴于此，在论述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的《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中，吴义勤表达了对“裸露思想”的拒绝：“作家终究不是传道士，他同样只是世界的探求者、追问者，而不是真理的代言人。真正的思想性是引领读者一同思索、一同探究、一同警醒、一同‘思想’，而不是告知某种‘思想成果’、‘思想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中的‘思想’从来就不是艺术的添加剂或附属物，它在一部小说中之所以是必要的，本质上正是因为它本就是艺术的一个必不可缺的因素，一个有机的成分。或者说，思想其实也正是艺术化的，它就是艺术本身。” ①
思想的艺术化与技术的内在化，正是“人文技术主义”的灵魂所在。问题在于，人文与技术的结合途径以及相互间的制约关系，毕竟不是一个数学与物理问题，我们无法讨论其构成比例与分子结构，这不仅是对吴义勤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批评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考验。在吴义勤的批评话语中，“可能性”是其关键性词汇，他以开放的、包容的、富于预见性的眼光，审视着包含无限可能性的文学发展状况和进程，注重对不成熟的、在困境中不断探索的文学力量的发掘与鼓励，善于从不完善的文学状态中发现那些寻求进步的潜在倾向。“可能性”对现实的不满足才能够发挥其创造性，才能够刺激文学的进步。“可能性”是文学永不止息地向前推进的内在动力，是一种容易被忽略的、潜在的新因素，它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在这种意义上，“人文技术主义”同样是一种新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