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第4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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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第二回，喝到这用“兔毫盏”盛的香茗了吧？
他现在还记得，那一次和朋友去大林寺游玩，大林寺的方丈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且拿出镇寺“三宝”让他们观赏，这三宝之一，便是10只“建盏”。这10只“建盏”都是“兔毫盏”，一个个完美无缺，细毫清晰，金光闪闪，实在讨人喜欢。当时正值炎夏，方丈给他们讲述了“兔毫盏”的妙用后，并拿出一只普通的白瓷碗与一只“兔毫盏”各盛满一碗茶汤，说：“到明日清晨，这两碗茶的味道就完全不同了。”当时大家都半信半疑，到了第二天上午，大家品尝了这两碗茶汤，果真如此，“兔毫盏”盛的茶汤依然如新泡的茶一样清香如故，而白瓷碗里的茶汤却有明显的馊味，当时大家都觉得神妙无比。
而正是那一次，张佩纶才深刻领悟到了这茶道之妙。
“让幼樵久等了，呵呵。”林义哲的声音远远的传来，但张佩纶却好似没有听到一般，他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了面前的“兔毫盏”之上
林义哲注意到了张佩纶的样子，不由得微微一笑。他上前几步，来到张佩纶的身边，又轻声唤道：“幼樵？……”
张佩纶这才回过神来，他觉察出了自己刚才的失态，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赶紧起身和林义哲见礼。
二人礼毕，分宾主落座，林义哲笑着说道：“早知幼樵深明茶道，是以不敢怠慢，用了这古建窑的茶具，不知可否合幼樵之意。”
“呵呵，不瞒鲲宇，这建盏乃是‘兔毫盏’，为茶家之重珍，万金难寻，一般不轻易示人。张某也只是见过一次而已。”张佩纶丝毫没有掩饰对这件珍瓷的喜爱之意，“今日鲲宇竟以此待客，足见厚爱，张某在这里谢过了。”
“幼樵太客气了，不过是一件古瓷而已。”林义哲大方地说道，“幼樵如若喜欢，便送于幼樵好了。”
“鲲宇如此厚赠，恕张某万不敢领受。”张佩纶摆了摆手，正色道，“君子不夺人所爱，今日得见此物，张某已足慰平生，万万不敢据为已有，还请鲲宇收回成命。”
林义哲听张佩纶的话说得郑重，明白他的心意，心中暗暗感叹。
这个张佩纶，果然如史书中所言，是不轻易受人馈赠的！
“幼樵太客气了。”林义哲说道，“久闻幼樵大名，今日得见，喜慰之极，知幼樵于茶道深有研究，故而欲以此物相赠。林某性子直，有些孟浪了，还望幼樵不要见怪才是。”
第四百九十章另面幼樵
“鲲宇是朴诚之人，我若是因此见怪，那便太过不近人情了。”张佩纶微微一笑，举手向林义哲揖了一揖，一句话便将此段尴尬轻轻揭过，让林义哲不由得不佩服张佩纶的言辞得体，恰到好处。
“早从陶士兄处得闻幼樵大名，今日得见，不胜欣喜之至。”林义哲道，“我一直想去拜访幼樵，只是因我已然有‘鬼奴’‘洋妖’之名，贸然前往，怕给幼樵添麻烦，是以一直未能前往，还望幼樵见谅。”
“呵呵，那些无识之人的闲言碎语，鲲宇尽可不必理会。”张佩纶笑道，“象张某今日前来拜访鲲宇，传将出去，背后议论者定当不会少了，张某只是随他们说去罢了，毕竟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是他们说得算的。”
“幼樵所言甚是。”林义哲听了张佩纶的话，眼中闪过一丝敬佩之色。
虽然身为清流一员，但张佩纶的胸怀风骨，的确不是那些个“乡愿”所能比的。
回想起原来的历史时空中张佩纶的经历，林义哲在心中暗自感慨不已。
张佩纶为“清流四谏”之首，23岁进士、34岁御史、35岁为总理衙门大臣，俨然已是“北清流”中可承接军机大臣、同治帝师李鸿藻衣钵的政治新星。只可惜36岁时遭遇马江之败，身败名裂。此后数年流戍，回京时已是孑然一身，幸得李鸿章收留，并以爱女许之，从此由清流而变淮戚，更成了继薛福成、周馥之后的李鸿章幕中第一智囊。
张佩纶与李鸿章，既有故人之情，又有翁婿之意，更是李鸿章幕府里能够赞襄机密，甚至影响李鸿章对于事情的分析判断的关键人物。
马江之战乃是张佩纶一生事业由盛转衰的折点，昔日的“清流四谏”之首，会办福建海疆大臣经此一败，立时成了个活在当下的赵括马谡。就连他后来以谪戍之身娶李鸿章幼女菊藕时，还有人以“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东席就西席，张佩纶不是东西”之对联讥讽。
尽管如此，马江之战后的张佩纶，与友人谈及马江之败，却总是心平气和，如此坦荡心境，亦非常人所能及！
而现在，尽管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但林义哲已经从张佩纶刚才的话中，得到了对于张佩纶的新的观感。
李鸿章和自己一样，无疑是个极为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这从他那句著名的“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两件济世安民大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就可看出一二。
而张佩纶则是个标准的理想主义者，就林义哲看过的关于张佩纶的历史记载而言，这位昔年的清流名士无论春风得意还是仕途坎坷，都始终不改其在儒家传统道德上的坚持，无论是当年初入御史台时以一管狼毫向涉嫌贪腐的户部尚书王文韶发起的挑战，还是后来庚子国变后单骑北上重入李鸿章幕府以“累画勤王和戎之策”，也都是出于对儒家传统的“家国至上”思想的坚持。
而李鸿章之所以对张佩纶倍加欣赏与爱护，固然有当年与张佩纶之父张印塘并肩战斗的情谊在，恐怕更多的还是出于对张佩纶“实心任事”的人生态度的赞赏，以及对张佩纶“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的心有戚戚。
理想主义者张佩纶所追求的“家国天下”，恰恰与现实主义者李鸿章所奋斗的“济世安民大事业”相互重合，这恐怕才是李鸿章终其一生都对张佩纶青眼有加的根本所在！
“鲲宇锐意进取，实心任事，办理洋务不避毁谤，我等所不及也。鲲宇切莫为此骂名介怀，须知百年之后，当有识得鲲宇之人。”张佩纶语气诚挚的说道，“正所谓‘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为了经世济民的大事业得成，忍一些让一些退一些鬼一些，哪怕坏一些，又有何不可？”
听到张佩纶如此出言安慰自己，林义哲的心中升起一丝暖流。
此时的他，面对张佩纶，竟然有一些相识恨晚的感觉。
林义哲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张佩纶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们俩在这件事上，却是有着相同的看法，即人生的意义更多的在于目的的实现，而手段和原则却都是服务于最终结果的。和眼前的一切相比，未来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
“听君一席话，这数日郁积之闷气，全都散了。”林义哲笑了起来，“清流诸君子中，真知我者，幼樵也。”
“鲲宇不必客气，”张佩纶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道，“今日张某前来，便是欲就这洋务，向鲲宇讨教一二，少不得也要当一回卖身事鬼之人了，呵呵。”
“讨教不敢，幼樵但请放言，林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林义哲道，“昔日文博川中堂点评清流诸子，以幼樵兄为才智第一！今日一见，方知文中堂果有知人之明，幼樵兄君子坦荡，林某佩服。”
他此时的敬佩已是全然发自内心。
1884年的马江之败，更多的是因为当年“甲申易枢”后新上台的一干军机大臣们在涉外事务上全无经验，却对身处前线的张佩纶和福建船政水师横加干预——仅仅是其所发出的“彼若不动，我不先发”一道指令，便缚住了船政水师的拳脚。
正是因为这一道“不开第一枪”的中枢指令，使得福建船政水师的官兵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法舰驶入马江，并任由其抢占有利阵位，将开战的先机拱手让人，焉有不败？
而马江战败后，这些中枢的军机大臣们却又将所有失败的责任一古脑的推倒了张佩纶的头上。但日后张佩纶回顾马江之败，却丝毫没有对这些军机大臣们一字的怨怼。
宁肯自身含羞忍辱，也要顾及朝廷体面，为了朝廷大局，可以不顾及可能到来的结好“鬼奴妖孽”的骂名，仅仅这一个顾全大局的气度，就让林义哲不能不对着张佩纶写上一个“服”字！
所谓国士，当如是也！
“其实对于洋务，我也不是头一回插手了，只是偷偷摸摸的给人出些主意，不敢拿到台面上来。”张佩纶叹了口气，似乎在为自己没有施展拳脚的地方而叹息不已。
“哦？幼樵也办过洋务？”林义哲听了张佩纶的话不由得一愣。
现在的张佩纶仍身为清流一员，何时办过洋务？自己怎么从未听说过呢？
“谈不上办理，只是私底下出些主意罢了。”张佩纶说道，“同治十一年（1872年），日本强吞琉球，琉王使人求救，朝野震动，朝廷委李制台办理，苦无善策，是张某修书至李制台处，略抒管见，延宕时日，以之为办理海军之契机，李制台从张某所言，故北洋水师得以议立。”
听了张佩纶的解释，林义哲不由得恍然大悟。
原来北洋水师的成立，还有清流健将张佩纶的一份功劳！
“此是当年之底稿，鲲宇不妨一观。”张佩纶说着，取出了一份书稿，递到了林义哲的手中。
林义哲双手接过书稿，打开仔细的看了起来。
“……佩纶之见，欲留日本，生一波折，使内外不即解严，以开自强之基，而公得因间以行其志。……近来外侮纷起，无岁无之。自今以往，有其极乎？佩纶每私忧窃愤，谓中国大局，虽中原无事，宵旰勤劳，而中外人才消乏，风气颓靡，已覆尽道光季年之习。其流极或可过之，所恃者公及恪靖二人，湘淮各营，支柱于外耳。倘再不藉攘外以为修内计，宴安粉饰，如厝薪火上，自以为安，一星终后，不堪设想矣。如倭事不结，彼不足为边患，而我得藉之以理边防，因时制器，破格用人，凡所设施，或免掣肘。今年因俄事危迫，购铁舰、设电音，久不得请者一旦如愿以偿，是其明证。北洋防军散而无纪，谅难持久，公但慨然以倭事自任，则朝命必将以北洋全防付公，然后及是闲暇。立水师、储战舰，汰冗弱之防兵，罢无用之将吏，规军简器，与倭相持，……以公之才，左提右挈，效可立睹也。……佩纶妄意欲公全力经营，一当倭以取威定霸，可为海防洋务作一转捩，作一结束，地球上下万国会同，开千古未有之局……”
正如张佩纶所言，他积极为李鸿章谋划了许多事情，起始之作便是对琉球问题的建言。
1872年日本明治天皇密令大山纲良，以日本“王政一新”的名义，要求琉球遣使赴东京庆贺。同时庆贺使臣中不能有久米村人士（中国人的后裔）和亲清派人士。尚泰王因此遣尚健（伊江王子朝直）、向有恒（宜湾亲方朝保）前往东京庆贺。明治天皇召见了使臣后，颁布了诏书，改琉球国为琉球藩，并册封尚泰为藩王，正式侵占琉球（第一次琉球处分）。琉球国王尚泰派人向中国求救，李鸿章和清政府均认为没有能力帮助琉球国王复国，但对日本并吞琉球，也拒绝承认。其时俄国占据伊犁，两国关系急剧紧张。俄国扬言要派军舰袭击中国海岸和港口。同时，日本趁火打劫，建议中日两国分割琉球。在此背景下，总理衙门同日本驻华公使开始谈判琉球问题。恭亲王向朝廷报告，拟在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时，准日本人入中国内地通商，加入“一体均沾”条款。同时签订条约，自光绪七年正月起，将琉球冲绳岛以北归日本，南部宫古、八重山诸岛归中国，中国如何存球，日本无从置喙。消息传出，“清流”立即群起反对。清廷旋命李鸿章统筹全局，详议球案应否照总署所奏办理。张佩纶致函李鸿章，建议把延缓谈判琉球案，作为发展中国海军的政治策略。
这是张佩纶出手做的大谋划。在信中张佩纶直言，留日本来生一波折，将来朝廷“必将以北洋全防付公”。信中他还直斥沈桂芬误国。紧接着，张佩纶连续写了三封信给李鸿章继续出谋划策。随后李鸿章上《妥筹球案折》，提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主张“速购铁甲，船械齐集，水师练成，纵不跨海远征，日本嚣张之气当为之稍平”。至于琉球案，原定御笔批准，三月内换约，可探俄事消息。若俄事三月内已议结，则不予批准。在中外矛盾交集、朝廷内部“清流”与沈桂芬一系激烈争论的复杂环境下，李鸿章和张佩纶竟能联手，将争论焦点悄悄的转移到发展海军的话题之上，可谓神来之笔。
“闻圣谕中论及水师，佩纶之愚，欲请公先将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