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惊雷-第2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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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西地区的日军司令官为小川大佐，司令部设在鱼台县，所辖兵力为步兵第62联队及第21师团搜索队一部，总兵力约为五千人”
“湖西地区的形势比较复杂，除了鬼子和伪军外，还有会道门组织和土匪，也有打着国*军旗号的小股抗日武装，可谓是鱼龙混杂，甄别不易”
杨天风听着参谋在介绍着湖西地区的方方面面的情况，觉得设想中要动用一个师进行湖西作战，还是不够十分把握。如果打成逐次添兵的温吞仗，显然是不符合他尽快光复湖西并以最快速度加以稳固的目的。
要形成泰山压顶之势一举击败湖西地区的日伪军，杨天风决定再增兵一到两个旅，甚至是一个师，配合第二十五师干净利落地解决湖西问题。
第二十五师师长郭松林一直在认真地听着，因为他知道，进攻湖西并在新的光复区长期坚持是他们师的任务。
其实这也并不难猜，杨天风早就开始布置向山东拓展的准备工作。不断抽调的山东籍官兵进入二十五师，武器装备也有倾斜供应，精干的参谋充实进师参谋部，这些都预示着二十五师将有大行动，方向也能够猜出大概。
中国人在传统中一直讲究子孙满堂，繁衍不止，称之为开枝散叶。郭松林自己曾仔细研究过地图，认为要北进充当根据地的屏障，就不是单纯的增援、助阵，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称为新七军的一次开枝散叶。
孩子长大了总会离开父母，这并不是感情上的亲疏，而是展示成熟的一个方面。郭松林也是同样的心情和感受，能够独当一面，能够独领一军，能够成为独镇一方的大将，这是杨天风的信任，也是他期望的纵横驰骋的开端。（。）
第二百九十章 先下手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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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军的布置来看，是以丰县为箭头，单县、沛县为两翼，鱼台、金乡为后盾，互相呼应、支援，形成一个稳固的三角攻防的姿态。尽管敌人并未咄咄逼人地向我根据地推进攻击，但这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参谋长梁末青起身走到墙上挂的大地图前，用教鞭指点着，“再加上萧县、宿县、荷泽的敌人，如果同时行动，很明显便是围攻的架势。而我们便要分兵四处，抵挡敌人的进攻。”
停顿了一下，梁末青用教鞭象是挥刀似的劈在湖西地区，“如果我军能先于敌战略布署完成前大举杀入湖西，不仅破坏了敌人围攻的企图，更在荷泽、徐州之间插入了一柄钢刀。萧县将面临南面、北面、西面的威胁，荷泽则将处于我军南、东两个方向的攻击之下。”
“所以，趁敌立足未稳，我军要先敌而动，先下手为强。”梁末青把教鞭放下，沉声说道：“参战部队暂定为第二十五师，初步作战计划是这样制定的。首先”
看到杨天风所作的手势，梁末青暂时停下来，宣布暂时休会，与杨天风进行了私下的商议。作战计划是初步制定，就是要在此次军议上加以完善并最后确定，临时作些改动，也并不为过。
显然，杨天风的思路有所改变，并不满足于只是击退敌人，而是要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那这样一来，动用的兵力要增加，攻击的方向也要变更。
“蚌埠之敌遭到重创，短时间内难以大举出动，有骑八师驻守龙亢，基本上可保无虞。”杨天风指点着地图说道：“同样，萧、宿两县的敌人也没有增强的迹象，短期内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也不大。再者，有二十六、二十七两个师的配置，足以对付东面的威胁。所以，我准备增加兵力，在光复湖西地区的同时，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为稳固新区争取更多的时间。”
原来的作战计划是先弱后强，首先从左翼的单县下手，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力争消灭鱼台、金乡和丰县的敌人援军；然后再伺机攻击丰县、沛县，以期形成对鱼台、金乡的三路进攻。
这样的作战有自身的好处，比较稳健，能倚仗局部的兵力优势个个击破。但稳健则意味着保守，意味着敌人有后路可退，击败容易，全歼却很难。
梁末青很快便明白了杨天风的意思，也就是：抛开稳健，采取比较激进的作战策略，尽量切断敌人的退路，聚而歼之。
“增加一个旅也未必稳操胜算。”梁末青慎重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力要深入作战以切断敌人退路，不仅要防备东侧的鱼台、丰县之敌的攻击，还要小心西面荷泽敌人的异动。”
“如果把警备旅也拉上去呢？”杨天风有些执拗，伸手在地图上划了一条弧线，“主力向纵深穿插的同时，两个旅既能护卫两翼，又能伺机伏击增援之敌。”
梁末青想了想，说道：“关键还在于主力如何能在敌占区快速行进，敌人的飞机侦察是很厉害的，我军只在夜间行动的话，时间仓促、变数也多。”
杨天风微皱着眉头，梁末青的担心并不多余，第二十五师近两万人马，想避开敌人的侦察和耳目，直捣鱼台并攻而占之，从而切断单、丰、沛三县敌人的退路，完成歼灭战的布署，确实是有困难。
梁末青当然明白杨天风要更改作战计划的苦心，如果能一下子歼灭湖西地区敌人，甚至是予以重创，也就打开了湖西的局面。但怎么看，杨天风似乎都有些欲速不达，过于心急了。
长久的思考和沉默过后，梁末青试探着说道：“军座，光复湖西地区之后，您不是制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希望驻守的部队暂时学习八路军的打法，在没有什么瓶瓶罐罐的情况下，进行灵活机动的反扫荡作战嘛？而且，这也将是游击区日后的主要战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也不必胃口太大，还是立足长远为好。”
杨天风心中暗自叹了口气，梁末青的话是正确的，在兵力充足的情况下，他确实有些过于心急了。
但是，梁末青刚才的话提醒了杨天风，学习八路军的打法，或者化装成八路军以迷惑敌人，诱其出动，是不是可行呢？
听了杨天风的新设想，梁末青思考了一会儿，说道：“这倒是很有成功的可能。从敌人的驻守情况看，他们显然也很害怕我们的打击，没有敢太过分兵。虽然敌人占着县城和几个大镇，但在乡村还未建立稳固统治，很多地区的防守还是虚弱的。以三五千人为限，化整为零，从敌人的薄弱之处分散渗透进去，再由零变整，我看是可行的。”
“三五千人，也就是一个旅。”杨天风点了点头，说道：“虽然要尽可能轻装，但八二、六零迫击炮是可以携带的。有这样一股力量活动在敌人腹心，造成敌人布署的改变，给大部队创造歼灭战的机会，这样才算比较稳妥。是啊，我刚刚确实有些着急，反倒有些欲速不达了。要不是我有足智多谋的参谋长，军事行动便要受挫了。”
“哪有那么严重。”梁末青摇了摇头，谦逊地说道：“按照我军的实力，挫败更无可能，兴许能更加快速地解决湖西敌人，取得大胜呢！”
杨天风哈哈一笑，连连摆手，“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我的参谋长，不必过于谦虚。既然大的方针确定了，那咱们就重新开会，仔细商议吧！”
“战争，是人们为了某种利益而互相残杀的怪物。然而，不同的战争却有着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影响，也为后人提供着不同的借鉴和警示。然而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都将是空前的。余等深信，这场战争，也将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以胜利者姿态出现在历史法官面前的战争”
“对于民族反侵略战争，要夺取胜利，无疑要首先依靠本国的军民，这是胜利之源、之本。然此次战争不同于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民族自卫战争，如中日甲午战争、中英鸦片战争等。这场战争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就得到了很多国际主义者的支持和援助。随着战争的进行，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豺狼性人格的大释放，必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上的援助和支持。”
“凤凰涅磐，浴火重生，这场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残酷战争，也必将使中国的全民族民族意识觉醒，形成空前的团结。对日战争必将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胜利必将结束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屡遭失败，备受屈辱的历史，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实力不是保存出来的，而是打仗打出来的，血战磨砺出来的，百个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勇士，胜似千、万个听见枪声就打哆嗦、各怀心思的新兵蛋子，这是余等与日寇血战多场的教训和经验”
好文章是清香苦涩的绿茶，让人细细品味。好文章是意境深远的油画，让人惊叹不已。好文章更是号角、更是历史，令人奋进、发人深醒。
由杨天风执笔的草稿，由赵雨柔润色修改后，用笔名“惊雷”和“柔风”发表的文章，不仅在根据地的小报上登载，更被大后方的光明日报和救国日报连续刊登，并辟为专栏。
接着借助于后世的研究和观点，“惊雷”和“柔风”似乎又是资深评论家、战略战术分析家。对中日大战的几次战役进行了精僻的分析和评述，包括淞沪抗战、台儿庄大战、武汉战役、南京保卫战等都有独到新颖的见解。
同时，杨天风还对中、日两国*军队本身的优缺点及作战特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提出了很多以巧补拙、以长补短的方法。其中特别陈述了国*军抓壮丁充军的危害，以及很多军队训练时间太短、思想教育不足的重大缺陷。
当然，杨天风也对国*军各部派系重重，各自为战，很少精诚团结，合力作战，以致被日军各个击破予以了批评。并指出很多国*军高级将领思想呆板，战术单调，虽有热情却敌未歼、身先死。特别是各次重大的会战，壮烈，可惜却无法阻止日寇的铁蹄南下西进。
一开始，杨天风还只是想振奋国人的抗战意志，改进抗日武装的斗争方法，但到后来，不时接到赵雨柔的信件，其中提出很多疑惑，或与之辩论争执。杨天风才突然醒悟道：连赵雨柔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对中、日之战的很多问题都搞不懂，更何况那些普通人了。肯定会被那些他们不懂的政治、理论、战争搞得晕头转向。
在抗日时期，民众思想的混乱也确实很厉害，思想的混乱引起国家凝聚力的分化甚至是矛盾。最怕是在应该一致对外的非常时刻，思想的混乱和矛盾，可以使国家不堪一击，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乱象，就是很好的说明。特别是汪精卫降日后，他是国民党副总裁，有一定的号召力，其“和平建国”理论也颇能迷惑一部分民众。
而日本则不同，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文坛总动员”，除极个别的以外，绝大多数日本文学家积极“协力”侵华战争。他们中，有些人作为“从军作家”开往中国前线，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有些人应征入伍，成为侵华军队的一员；更多的人加入了各种各样的军国主义文化和文学组织，以笔为枪，炮制所谓“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推波助澜。
这些日本文人或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把侵华战争说成是“圣战”；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大书“皇军”的“可爱”和“勇敢”；或丑化中国人民，渲染中国及中国人如何愚昧和野蛮；或歪曲描写沦陷区的状况，胡说中国老百姓和“皇军”如何“亲善”；或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
这就是活跃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文学家的所作所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把派往侵华前线从军采访的作家们称为“笔部队”。
在侵华战争中，“笔部队”和“枪部队”（武装部队），形成了上下呼应、“官民一致”、软硬屠刀、文武两道的军国主义战时体制。
“笔部队”及日本侵华文学的炮制者，是侵华战争的煽动者、鼓吹者，是所谓“思想战”、“思想宣传战”的主体，是日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和渗透的主力，在侵华战争中起到了“枪部队”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更重要的，侵华文学既是日本军国主义所留下的侵华历史的一份铁证，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