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宋同行-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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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发说：“反正最后不要给国安他们两口子带来麻烦就行了。”

　　　　吴大鹏说：“不会的，他们弄出来还得要几年了，那个时候他们要是再没有自保能力，可就太没有用了。”

　　　　宋子强说：“这些个都到时候再说了，我们就定下来了，再回来时，不带那么多东西，感觉一下能量看看……”

　　　　他们四个人在这雅间里肆无忌惮地用普通话聊着天，喝着水酒。

　　　　这雅间在二楼，从打开的雕栏窗户外也传来街上肆无忌惮的喧闹声。

　　　　真是一个充满着噪音的中午时分……但是好日子不光光属于他们的。

　　　　北方现在也是过上了好日子。

　　　　去年，北方地区全年格外湿润，连带着那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牧草的长势达到了最好的历史时期。

　　　　那里正是牛羊肥，马儿壮的时期……

　　　　但是，眼下的一切，才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四个人喝得肚子涨了，才酒足菜饱地回了纪家邸店。

　　　　刚才，吴大鹏和万士达已经告诉了大家他们商谈的诸多结果，虽然都是在计划的框架内，但是，有些地方算是微调了一下，没有取得意料中的成功。

　　　　这第一个是他们选定了珍宝行行首刘钱做他们在行在大区的总代理，这里面的原因不用多说，单就是一个珍宝行行首的身份就够了，而且他话里话外透露着他和知临安府关系密切，一两个月总是到他这里购物。

　　　　这是典型的官商勾结，不过这是人家大宋特色，人家皇帝都不管，咱不操心，总归多了一个方便之处。

　　　　第二个则是要为张国安的红水溪工业区打个前站。将来红水溪工业区的出产，一个小小的临安县城是不够看的，必须主打行在大区，这个家伙答应帮助推销的，也就是可以在他的店铺里借地方售卖。

　　　　这里要说明一点，在张国安两口子坚持要留在大宋时，大家当然要按照那面时空的物价水平给张国安分钱，当然是以金银铜钱来算的。

　　　　所以，钱财是不愁的，但是这两口子打算的远，说：“钱财当然要有，但是，坐吃山空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而且，我开办这个工业园的目的也是培养一帮技术工人……他们才是我们真正要依靠的力量，毕竟我们两口子想要在这面过得好，就必须先让身边的人过的好。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中来互相认同而不是拉起一个帮派，要那样，我们晚上能睡好觉吗？！”

　　　　大家想了想确实如此，拉起队伍抢劫去，这真能发展得快一些，但是，这种队伍结合在一起的基础是啥？这个核心利益是啥？你懂的。

　　　　不行的，可不想过睡不好觉的日子，那样的精力可能会主要用来防备自己人了，没有意思。

　　　　要是整天去提防别人，那日子就是阎王爷弄小鬼儿，能弄一会儿弄一会儿。

　　　　可不行的。

　　　　共同创造合理的财富，给予合作者公平的回报，让每一名合作者过上符合自己身份的体面的日子，就会赢得别人真正的认同。

　　　　这个简单的常识可以击败一切高深的社会学理论。

　　　　所以，张国安的办法让全体人心服口服。

　　　　大家都支持，所以红水溪工业区发展得快，当然，还要为它的产品找个平台来推出去……刘家珍宝行这个地方很合适，毕竟，他们才不想自己出来卖。

　　　　这第三个却是失败了。

　　　　珍宝行行首刘钱拒绝了与倭商的联系，高丽商人更不行了。

　　　　这家伙不仅反日货还反韩货！

　　　　原来他也有痛心事。

　　　　北宋时期的对日贸易，主要是民商贸易，因而中国史书很少记述，日本史书虽然有所记述，但也不全。

　　　　在北宋一百六十余年间吧，宋商船赴日次数约为七十次，比五代十国时期尤为频繁。

　　　　宋商到日后的交易方式，仍依唐例。

　　　　商船进入博多湾，监视所派人去检查并上报大宰府。

　　　　大宰府派通事至该船验看来市舶司发给的公凭、船员名单、所载货物的品种名称，然后呈报太政宫，等待批准交关贸易。太政官接到大宰府报告，即行召集有关大臣公卿会议，一经决定准许贸易，该商人从进港起至回国启航止的食宿由鸿炉馆按例供应。

　　　　宋商船赴日所载货物大体为：锦、绫等丝织品，还有瓷器、药材、香料、苏芳、书籍、文房具等。这些商品在日的售价相当昂贵。

　　　　那时上层的日本阶层以用大宋商品为骄傲。

　　　　宋商售完所带的货物，又购进日货运回宋朝出售。

　　　　购自日本的货物大体为：砂金、水银、硫磺、木材、工艺品、日本刀等。

　　　　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一次就购买硫磺五十万斤。

　　　　一把精巧的日本刀，在宋价值“百金”。

　　　　宋商人在博多湾以七十贯文或六十正绢买一颗“阿久也玉”，即日本尾张蚌珠，回国后可卖五万贯。

　　　　所以宋商在对日贸易中一个往返所获之利，是难以估计的。因此，宋商赴日的船只逐年增加。

　　　　那个时候刘家就开始去日本经商了，但是一方面是宋日两方贸易不平衡，另一方面，宋商船入日的船次太多，由最初大体上一年一船次，直到最后增至一年四船次。

　　　　这个宋船入日次数和人员的增加，同时就增加了大宰府鸿炉馆接待的费用。加之，这时日本国内农民破产，税收来源枯竭，国库空虚，很难拿出巨额款项来维持宋商的食宿费用，但又不能禁止宋商赴日贸易。

　　　　所以日本朝廷从宋商来日最多的一条天皇时期开始，对来日的宋商船发给官碟，规定年限实行定期贸易。

　　　　但是，宋商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不想遵守规定，他们经常提前来日贸易。

　　　　不按规定年限来日的船只被大宰府查出后，就拒绝该船贸易。

　　　　刘家就是其一个。

　　　　但是当时刘家总是能找到办法，大宰府不准入港，他刘家就以船遭风漂来日本的借口，进入日本其他港口，诸如若狭、但马、越前等，距离京都较近的地方贸易。

　　　　由于被抓的次数过多，结果刘家的商船竟然被倭人永久拒绝来日贸易了！

　　　　当时，听完珍宝行行首刘钱的陈述，吴大鹏和万士达绝对点头同情，太不像话了，这是歧视性贸易！

　　　　太不公平了！

　　　　珍宝行行首刘钱当时就笑着说：“呵，家门祖上留下的家训，誓不卖倭货！倭商多次来求某，某从不搭理……你可见我店铺里有倭货？”

　　　　万士达赞叹地说：“真是有优良家风的家庭啊……”

　　　　那他为何也不与高丽商人来往呢？

第五十六章　仇日反高丽的刘行首（续）（）　
那么，高丽商人怎么了？

　　　　在这个大宋的南宋时期，以一人之力抵制日货的珍宝行行首刘钱认真地说：“他们均是金间！”

　　　　靠！万士达和吴大鹏面面相觑，老刘啊，咱们是商人，信奉这个实用主义，挣钱是第一性的，你管这个间谍干嘛，再说了，现在金早都被灭了啊……

　　　　“他们均是金间！某绝不能与他们来往……”

　　　　中年愤青，珍宝行行首刘钱又重复了一遍来表明自己的商业态度。

　　　　看来，这是真的不能帮他们的忙了。

　　　　有宋以来，高丽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

　　　　与此同时，高丽也先后称臣于辽、金，向其纳贡。

　　　　因受辽、金制肘，高丽与宋朝的朝贡关系并不顺畅。

　　　　从公元994年起，开始受制于辽的高丽，在受辽之册封，奉其正朔的同时，仍不时向宋朝贡，这是属于“感动大宋”的行为了。

　　　　宋真宗曾经“诏登州置馆于海次”，以待高丽使者。

　　　　高丽王曾经派遣293人的庞大使团奉表来朝贡，贡金器、银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铜器、黄、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辞归，赐予有差，遣使护送至登州，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

　　　　高丽人当然喜欢来朝贡了，因为大宋的产品过硬不说，给的回赐也高，利益在里头呢。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私人也可以自己带一些货物……

　　　　对宋朝的决策者来说，高丽频频入贡，这个经济行为可以为达到“结之以谋契丹”的政治目的，提供了千载良机，于是厚遇来使，与夏国使同等对待。

　　　　高丽贡使旅途所居亭传，皆修葺一新，且“皆名高丽亭”。

　　　　神宗又下诏“立高丽交易法”。

　　　　此前，朝廷回赐使者，“须下有司估准贡物乃给”，而新立的“交易法”则认为估准贡物，“有伤事体”，因而规定“国王贡物不估直回赐，以绢万匹永为定数”。

　　　　这其中的朝贡贸易的非经济性特征于此可见一斑。

　　　　到了徽宗这一朝，同样为了达到“联丽抗辽”的政治目的，更加优待高丽来使，“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再次提高接待规格，而其他朝贡国从未享受如此殊荣。

　　　　不过，此时辽政权已处覆亡之前夜，北宋苦心经营的“联丽抗辽”的朝贡外交终成泡影，把普通的经济行为政治化的企图没有实现。

　　　　北宋灭亡后，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在强敌金国的威胁下，抱残守缺，因而不再对“结高丽以抗金”抱有幻想，于是具有大宋特色的国家实用主义抬头了，大宋的南宋时期，他们整体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对两者的朝贡关系，态度遂经历由冷漠到敌视的转变。

　　　　而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南宋朝廷对向金奉贡称臣的高丽的戒备和恐惧之心越来越重，甚至于视其贡使为金国间谍。

　　　　在绍兴六年（1136），“高丽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赐金帛遣之，惧其为金间也”。是以高丽使臣被拒之门外。

　　　　在此，朝贡的政治、军事意义，以另一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哪里有那么多间谍啊，但是，这种国家层面上的不自信也影响了民间，若不是确实要高丽商人的人参、松仁等，恐怕民间的商业往来也早都停摆了！

　　　　一个国家如果有真正的自信，绝对不会在商业往来中害怕间谍。

　　　　也许这种情绪影响很深，一直到金灭了还会存在的，正巧呢，反映到珍宝行行首刘钱身上了。

　　　　“绝不与高丽商人往来，他们皆是金间！”

　　　　好吧，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他的态度是坚定的，语气是生硬的。

　　　　这是一个把家恨、国仇都融入到商业精神里的成功商人……

　　　　吴大鹏只能苦笑，对这样的人他不想费口舌去劝说。

　　　　中年人的世界观，他才不想去改变，太难了。

　　　　所以说，他们计划中的第三个打算不成功了。

　　　　但是，他们不着急的，时间在自己这一面，再说了，能有这样的开局，够好的了。

　　　　他们第三个打算就是，从日本和高丽那里雇佣也行，买也行，一定要弄一批人手，而且现在就要去台湾，当然现在那里叫琉球。

　　　　其实根据目前北台湾平埔族遗址所出土的文物显示，至迟在唐代就已有商旅和南岛语诸族有贸易的关系，甚至可能汉代就已有商旅抵台，在淡水八里十三行出土的遗物中，除了石、陶器外，也出土了汉人古钱币、瓷器碎片和非本地生产的琉璃装饰品与铜器。

　　　　其中汉人古钱币包括有汉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与宋代太平通宝等。

　　　　凯达格兰人，也就是平埔族的一支，曾以唐朝的钱币“开元通宝”作为耳环等饰物的材料。

　　　　唐宋商旅通常以一些精致的制品换取一些补给品或较为贵重的兽皮、动物制品等，然后随即返航，别的那里啥也没有啊。

　　　　台湾虽然距离大陆近，但却不在中古时期海上丝路的主要航线内。

　　　　还有对这一时空的海商来说，去一趟台湾的航程太危险了不说，而与台湾原住民所能交易的物质也有限。

　　　　由于横越厦门与澎湖间须先横越一条红水沟，这个是中国沿岸流从北而下，海水略呈红色而得名，过金门没多久就可看到的，然后是一条黑水沟，黑潮支流，位在澎湖西方，然后从澎湖到台湾之间还得渡过另一道黑水沟，一条小些的黑潮支流，在澎湖东方。

　　　　两道黑水沟各有八十里，水深黑而得名。

　　　　黑水沟附近洋流强劲且固定向北，一年365日不停。加上海底地形由深变浅，易有大漩涡产生，附近水流变率难测。

　　　　这对船队而言的是不小的挑战，是以台湾虽近，但相较而言往东北的朝鲜或日本，或是往南洋的方向却都比较容易行船通商。

　　　　黑水沟附近船难甚多，直到1765年，还曾有商船30余艘沉没西屿。甚至到了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