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明朝的少年天子-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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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代表朝廷收购马匹后，付给大明宝钞，然后再用大明宝钞购买所需要的绸缎茶叶粮食等物。以前蒙古和大明互市，需要重重批准，结果双方需要都不能很好的满足，现在直接用商品交换和购买所替代。谁都没有怨言。为了防止当地官吏捣鬼刁难，特地设立了通议部和市场司。市场司的官员，往往由当地最高军政官员兼任。
由于以前的大明宝钞国语混乱，所以嘉靖皇帝收回了所有的大明宝钞，重新刻板印刷，还增加了水印。
贸易很给力，小王子贡书言辞恳切，“已许贡，伊当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
定居中原的汉族王朝大明之所以边患不断，并不是明蒙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主要是明朝廷不许边墙外的蒙古部落向明朝廷朝贡，以换取他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绸缎茶叶等东西。抢掠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从永乐元年（1403）到嘉庆元年（1522）的160多年时间里，蒙古部落主向明廷朝贡达600余次。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蒙古族的主体鞑靼部和明廷在朝贡关系方面几乎处于空白。
到明英宗即位以后，瓦剌部打败了鞑靼部而成为蒙古高原的霸主，从脱欢到也先无不重视与明廷的朝贡关系。每年向明廷派出大批使者，且人数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了3000多人。由此而促成明英宗时期朝贡体制繁盛一时的局面。所谓朝贡就是经济贸易，正是由于经济需求受到了限制，请求通婚又未被准许，再加上也先已经统一了蒙古大部，觉得有力量向明朝发动进攻了，于是才有了当年八月的“土木之变”（英宗北狩）。
需要指出的是，在朝贡体制的运行中，“土木之变”仅仅是明廷由于宦官专权所造成的一个偶然事件，此后明朝和蒙古之间的朝贡关系并未受到影响。蒙古瓦剌部虽然强大一时，但仍要和明廷保持这种朝贡关系，鞑靼部也是如此。
成化初年，毛里孩攻杀孛来，雄视诸部。于成化三年（1467）春“乞通贡”，“明廷许之”。期间的弘治九年秋天，小王子因对明廷之赏赐不满意，因此频繁扰边。弘治十一年（1498）二月，“小王子久不贡，至是遣使臣六千人至边，求入贡，许入关者二千人，入京者五百人”。弘治年间也是明蒙之间朝贡体制运行得比较好的时期，守臣许进在边治理有方，因而“大同士马盛强，边防修整。贡使每至关，率下马脱弓矢入馆，俯首听命，无敢哗者”。这就是自永乐以来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数朝明蒙间朝贡关系的大体情况。
正因为明廷最高统治集团比较好地处理了与蒙古族的通贡关系，从皇帝到内阁以至边关督抚，都能正确对待蒙古族的入贡请求，因此朝贡体制也得以正常运行，边境也相对安宁。
自从弘治十七年（1504）之后到嘉靖元年（1522）春天，蒙古和明朝之间的朝贡关系中断了将近19年。时任总制陕西三边军务的兵部尚书唐龙曾建议：“彼夷欲假贡市以缓我之兵，我力既未可与战，不若因其欲而姑与之，亦以缓彼之兵。彼得所欲，引众而退，则实我仓廪，训我士卒，修我战具，徐观其变而图之。”唐龙所说的“不若因其欲而姑与之”其实是建议准许蒙古族入贡。同时为了预防万一，又提出：既要与蒙古族进行通贡互市，加强交流；又不忘加强边防，勤修战备以防敌变。嘉靖见之，大喜。
嘉靖皇帝给唐龙的批示是：“虏情已议征讨，尔为总制大臣，务要激励商人，办好互市，振扬国威，相机战守，以靖边陲。”嘉靖使用经济手段，使北边防线出现了很好的局面。可惜的是，小王子通贡后不久，就率领吉囊、俺答部众出套向东迁徙了。这里的吉囊，名字叫做“衮必里克”，是巴尔斯博罗特的长子，在其父死后继为蒙古右翼三万户济农，驻鄂尔多斯万户。俺答是衮必里克的弟弟，明代又称其为“俺探”、“安滩”、“俺答汗”、“安滩阿不孩”等，是为著名的阿勒坦汗。以后，嘉靖年间蒙古族的通贡，主要是在俺答汗的主持下进行的。直到，明朝的军队足够强大将其消灭为止。
珍兽园的经营很顺利，所以继续在各大城市开展，每个省城的珍兽园也同样赢得了民众的喜欢和喝彩。
（本章完）
第10章 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
与此同时，杨廷和掌握着裁汰原来六部尚书以下官员的权力。
外交部，卫生部，邮传部，工业部，交通部，农业部，新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干得都是皇帝都想干的事情，由于事情进展的顺利，所以看起来越来越热火朝天。里面聘用的都是举人、秀才，监生，或是商人，有些干脆是兵工厂的员工直接调用。
他们都是实践着嘉靖皇帝主张的，这时一个尖锐的矛盾浮现了出来。原来的藩王后代经过繁衍，已经数量激增。明朝财政收入全部去购买粮食发放都有点不够。这让各位大臣头疼，连大权在握的杨廷和都不敢私自定夺。好在嘉靖皇帝英明睿智，他为解决长期困扰明王朝的宗藩问题而颁布实施的《宗藩条例》。明朝的宗藩制度始于建国初期，本身藩王还带军打仗，能起到武将的作用。后来明成祖经“靖难之役”继位，害怕藩王谋反，就让藩王除了混吃等死读书之外，什么都不许做。
在这个制度下，宗室家族世代承袭，只享受优厚的待遇，但却无所事事，成为由朝廷供养的一群寄生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宗室生齿日繁，人数不断扩大，朝廷的负担也就日益加重。洪武时，山西惟封晋王一人，到世宗时剧增为两万余人；朝廷所支付的禄米也由每年1万石，增至87。2万余石。
这还仅仅是在山西一地，明王朝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越来越无法忍受。面对严重的“宗藩”问题，嘉靖皇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解决。更要命的是，湖北有全国四分之一的藩王。所以封在武昌的楚王要为自己建个坟，还得以二换一的将樊哙等人的后裔迁走。区区楚王府，第一代楚王朱桢的后裔，居然膨胀到近万人。当然，到这时只有少数人领到禄米。别的人只能靠自己谋生路，于是偷盗者有之，欺行霸市者有之。更有甚者，还有人勾结在一起盗掘坟墓的。明代时，汉代楚王刘交坟墓被盗。虽然，汉楚王刘交在自己墓碑刻上了“薄葬墓中无宝”字样，还是没有逃脱毒手。居然，这就有明楚王旁支庶出后代的一分功劳。这楚王从朱桢开始，与帝王血脉日渐疏远，但是因为楚王会来事。不断和各个皇帝交流，所以首任楚王居然获得了宗人府掌管的位置。以后的楚王，也很得皇帝们宠信。楚王对自己的位置看得很清楚，所以没有过谋反的举动。不过，官府对楚王系的庶出也不客气，犯罪的也不判罚，直接扔进长江里了事。后来上海滩的大哥们，绑人扔进黄埔江就是学的武昌府的官员。
嘉靖颁布实行的《宗藩条例》，它一方面限制诸王宗藩的请封活动，另一方面减少亲王的禄米，规定了数十条具体条款。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室贵族势力的膨胀，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一方面允许藩王后代们自谋生路，从事各个行业。
为了鼓励藩王们自谋生路成功，嘉靖以河南，山西，湖北，四川，河北五地作为试点。从嘉靖元年开始，所有的藩王只有长子一脉可以继承王位，而且首代藩王以亲王礼，后代则是郡王。以后，不断削爵，直到镇国中尉。最后，降为庶民。此外，都直接降低为庶民，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以前明朝的藩王制度，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历代分封不断，只要是皇室子弟，就要分封给爵，就是要用国家的财政，把王爷们养起来，日久天长，越养越多，财政负担也就越大。
明朝养藩王的开支有多大？看看制度规定就知道：皇帝的其他儿子，要封亲王，亲王的世子袭爵，其他儿子都是郡王。郡王的长子袭爵，其他儿子要封镇国将军。再往下，镇国将军的儿子们，要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的儿子封奉国将军，奉国将军的儿子封镇国中尉，如此世代传承，宗室里靠国家财政养活的寄生虫，可以说是几何级数增加。
而从财政开支说：亲王的固定工资，即禄米，每年就有一万石，郡王是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其他的各类爵位，更都有数额规定，累积下来，本身就是个天文数字。另外还有每年不固定的各色赏赐，有时候甚至比固定工资还多。
而对于藩王来说，政治上没自由，吃饭穿衣受限制，但生孩子的自由，却是绝对有，大多数的藩王，都是逮着机会可劲生。生了就要给待遇，世代繁衍下来，人数滚雪球一样增加。就拿《天潢玉牒》里的记录说，到了嘉靖元年，明朝的宗室总数，就比明初膨胀了上千倍。
现在一改革，王朝负担的总量大大减轻。更重要的是，为了给明朝政府增加收入，并给藩王子弟一条出路，规定藩王不得纳妾，除非藩王妃离婚再嫁。各个宗室，以前娶了侧室的不用离婚，但是添加新的侧室不允许，除非原配离婚或者死亡。
同时，为了给宗室子女找出路，鼓励他们投身新设立的学校医院，以及航海部门。此外，农学，以及新设立的药学，化学行业，以及工业制造业鼓励他们参加。那些辅国将军以下的宗室对此非常欢迎，因为禄米虽然好吃，可是人微言轻的旁支未必能拿到手。更重要的是，有些贫困的宗室宁愿自谋生路，但是以前因为制度所限，他们不能如愿。
现在给了他们一个出路，这些宗室自然非常欢迎。同时，宗室可以充当营以下的低级军官，并鼓励操纵技术兵器。但是营以上的军官，不鼓励他们充当，这自然是为了防止他们谋反。
以前，各个藩王因为没有儿子就要除国。所以，有的藩王弄出了养子冒充亲生子的丑剧，还因此获罪。现在，只要你有女儿，女儿一样可以袭爵。儿女都没有的，收养子女也可以。宗室子女一般都有文化，干干老师医生，以及农学、化学行业，比起一般的平民子弟更加在行。同时，和他们一起充当老师医生的，则是举人，秀才以及童生们。
按照嘉靖皇帝的命令，学校校长，医院院长一律优先以举人，秀才，蒙馆主事，从医多年者和宗室后代首先充当。一时间，大明国内人才济济，兴旺不已。以前多是睁眼瞎的大明国民，在新制度下，也开始学会了写字，至少他们都学会了自己的名字。
一方面是杨廷和大量裁人，一方面是嘉靖皇帝主持的新部门大量招人。那些被杨廷和裁汰下来的官员们，大多也找到了自己的新职位。有些去学校当教师，有些去当医院管事，还有些到了生产一线。
杨廷和曾经传达武宗遗令，裁汰威武营的各团练部队；周边部队入卫京师的都给以重赏，然后各归本镇；废除皇家商店和军门办事官校，原办事人员全部遣回家乡所在的卫所；哈密、吐鲁番、佛郎机各国进贡使臣都给以奖励，送他们回国；豹房的番僧及少林僧、教坊的乐队、南京的快马船等，凡不是经常例设置的，一切都被裁撤、解散。
又借口武宗遗诏，释放南京被逮捕、关押的囚犯；送回各地进献的女子；停止京城里不急需的工程建设；收回了宣府行宫中的金银宝贝，放回到内库中。
当时，廷和起草了登极诏书递上去，文书房的官员忽然到内阁来，说想把诏书中几件不便利的事删除。廷和说：“以前有了不同意见，你们动不动说是皇上的意思。现在也是新天子的意思？我们一会祝贺新天子即位后，当面上奏，要问一问是谁想删削诏书草稿。”蒋冕、毛纪也相继陈述利害，来人无言以对。过后诏书发布下来，正德年间的弊端几乎被淘汰净尽。所裁减的锦衣各卫所、内监局的旗校工役人数达十四万八千七百，节省漕运粮食达一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那些宦官、义子及奉特别诏命而侥幸做了官的人大半以上被排除了。
朝廷内外都称颂新天子是个圣人，并且称赞廷和的功德。而那些丢了官的人们对廷和恨入骨髓，廷和上朝时有人身带利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