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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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利遭到普遍的漠视和剥夺——漠视和剥夺我们基本的公民权利的，并　
非“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而是我们自己的政府。　
美国不是爱国者们辱骂几声就会崩溃的，它并不是伟大领袖所说的“纸老　
虎”。要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唯一的途径是虚心地向欧美学习，学习他　
们如何建立一整套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制度。只　
有我们自己尊重自己了、我们同胞之间互相尊重了、我们的政府尊重每一　
个生命个体了，我们的未来才有希望。骂美国的风险好莱坞有一部电影，　
名叫《勇敢者游戏》。我曾经引用这个名字形容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那些　
“刁难”他的北大学生的举动。他们为自己的“勇敢”而洋洋得意，但是　
在内心深处，他们深知这仅仅是一场“游戏”。　
在中国，所谓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游戏而已。在中美飞　
机撞击事件中，中国的传统媒体以及各大网络上，充斥着辱骂美国的言　
论。这些以“义愤填膺”的姿态说话的人，似乎个个都勇敢无畏，恨不得　
奔上前线去跟“美帝国主义”拼命。但是，仔细探究他们的“勇气”，我　
一下子就发现了：他们的“勇气”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挂在口边的勇气。　
我又想引用那个有名的笑话：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一个美国人与一个苏　
联人见面了。两人都说自己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举例说：“当然我们美　
国更民主，我们能够在白宫门口去游行示威，痛骂罗斯福。”苏联人哈哈　
大笑说：“那算什么，我们能够直接进入克里姆林宫，当作斯大林的面痛　
骂罗斯福。”这个笑话的发生地点也可以转移到中国。　
在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义孰利孰弊，还有待于进一步　
探讨。而我觉得，首先更应当进行鉴别的是：在中国本土之内，民族主义　
的“真”和“伪”的问题。在中国，究竟有多少“真诚”的民族主义者？　
又有多少鲁迅如所说的“孱头”，仅仅是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来　
使用？　
同样是辱骂美国、抗议美国，在民主化之前的韩国和在今天的中国，其结　
果是截然不同的。当年，抗议美国驻军的韩国大学生，直接与本国的独裁　
政府对抗，并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知道自己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因此面　
对迫害，矢志不移。而在今天的中国，辱骂美国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不仅　
没有风险，还会获得政府的鼓励和支持。1989年，到天安门广场要求惩治　
腐败、加快改革的青年学生，却遭到了********；1999年，到　
美国大使馆扔石头的青年学生，却受到政府的“礼遇”，坐上了官方紧急　
调度的豪华大巴。这是一组颇有意味的对比。　
批评美国是绝对安全的，风险为零。相反，如果批评当下发生在中国本土　
的罪恶，却需要无比的勇气。山西省岚县，有一位敢于揭露真相的青年李　
绿松，就被官员们残酷地割掉了舌头。日前，在兴县法院的宣判中，肇事　
官员被“从轻发落”——岚县公安副局长吴容光和干警杨四成，分别以滥　
用职权罪和虐待被监管人员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　
判决中，丝毫没有提及割舌事件。一个勇敢的公民张口说话的可能永远丧　
失了。　
有没有人敢于步他的后尘呢？伊拉克的国歌与美国的国旗最近，伊拉克独　
裁者萨达姆决定更换国歌。　
海湾战争之后十年间，伊拉克遭到联合国严厉的经济制裁。国内食品和药　
品奇缺，婴儿的死亡率增加了十倍之多。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联合国实　
施了“石油换食品”和“石油换药品”的计划。然而，萨达姆垄断食品和　
药品的分配，居然将大部分都送到黑市上倒卖。从中获取的巨额金钱，被　
萨达姆用来修建了十几座豪华的宫殿。一边是民不聊生，一边是穷奢极　
欲。老百姓不可能没有意见。作为老牌的独裁者，萨达姆一手进行严酷的　
高压统治，一手使用愚民政策、散布精神鸦片。　
精神鸦片之一就是更换国歌。为了扭转伊拉克人的悲观情绪，增强他们与　
欧美斗争的意志，萨达姆突发奇想，开始在国歌上大作文章。伊拉克原有　
的国歌是七十年代开始采用的。萨达姆认为，词曲都显得过于“悲伤、沉　
重”，缺乏“激情”，没有起到激励和鼓舞伊拉克人民的目的。于是，他　
召见了一批诗人和音乐家，要求他们为新国歌作词作曲。萨达姆对新国歌　
提出这样的要求：歌词要短促明快、易学易唱，能够催人上进，同时还要　
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也就是说，“谱写出能够被战场　
上的士兵、勇敢的防空将士、从事各自工作的人民和干活的妇女有节奏地　
歌唱的国歌”。　
更换国歌的伎俩，是否能够改变独裁者趋向末日的命运、能否麻醉普通民　
众追求自由与和平的心灵，在我看来，可能性微乎其微。希特勒、斯大　
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邪恶的独裁者们已经玩过类似的花招，最后都没　
有挽救他们覆灭的命运。　
在伊拉克，国歌被独裁者当作一颗“速效救心丸”；而在美国，国旗却是　
任由公民焚烧的。焚烧国旗有没有罪？当年，曾经因为一个示威者焚烧美　
国国旗而展开一场大讨论。最后，法院判决：焚烧国旗是公民言论自由的　
一部分，因此受到宪法的保护。我在很多影片中看到，抗议政府施政方针　
的美国人，动辄在示威活动中焚烧星条旗。难道他们不爱国吗？不，他们　
不过在行使自己的天赋人权而已。我也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诸如古巴、巴　
勒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示威者焚烧美国国旗的场面。然而，美国的国力　
并没有因为国旗屡屡被焚烧而衰弱，相反，却变得更加强大了。　
忽然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如上帝要我在伊拉克与美国之间选择一　
个降生之处，我会选择哪里呢？尽管伊拉克的国歌优美动听，尽管美国的　
国旗饱受侮辱，但我还是不会选择伊拉克，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美国。在　
伊拉克，一个公民有可能在大街上莫名其妙地被皇太子乌代先生射杀，而　
他美丽的妻子也可能被掠夺入宫。这样的命运，我不愿意尝试——“新左　
派”诸公们也许愿意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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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寿与拜年　


　　满清王朝崩溃前，其吏治已经一败涂地。吏治败坏，渐失人心，武昌首义，乃得以拉枯摧朽。满清之亡，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于自己内部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腐败份子是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奕□继荣禄以后，得到慈禧太后重用，领袖军机，大权在握。慈禧虽然知道其人昏庸贪婪，但也正因为他一心爱钱、不会玩弄阴谋反对自己，加之又是皇室近亲，所以放心给予他巨大的权力。专制者喜欢使用贪官，自古皆然。于是，奕□公然开门卖官鬻爵，门庭若市。老百姓戏称之为“老庆记公司”，说他像个公司老板，把“国家公仆”的位子标价买卖。
　　奕□敛财的方式，也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他常常借助过生日、祝寿为名，大肆索要贿赂。许指严《十叶野闻》中记载，奕□在七十诞辰的时候，大开祝典。各省长官以下，以及京师尚书、侍郎以下，全都掏钱拜寿。奕□表面上严厉告诫手下，绝对不要送礼物，私下里却专门设计一套档案，记载各级官员送礼的情况，并按照数量多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送礼现金万金以上以及礼物三万金以上的，登记在以“福”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二等是送礼现金五千金以上以及礼物万金以上的，登记在以“禄”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三等是送礼现金千金以上以及礼物三千金以上的，登记在以“寿”字命名的小册子中；第四等是送礼现金百金以上以及礼物数百金以上的，登记在以“喜”字命名的小册子中。数日之间，他收受的现金和礼物就折合数百万金之多。庆典持续了三天，三天中自福晋以下打麻将，统计一共输的钱就达三十万左右。
　　　　当时有个广东人，买了四川候补道的官职，听说海关道既有权势、也有油水，便谋求调任海关。“闻庆王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志”，于是带了二十万金到北京拜寿。他一出手就是现金十万的寿礼，而且门包仆费额外花了三万。这样一来，他在“福”字册上顿居首位。奕□心花怒放，请他上门出席酒宴，亲自把酒，奉为上宾。不到半月，其人果然如愿以偿，得到了海关道的官位。临行前，他去庆亲王府邸辞行，献上一枝四川邛州产的方竹杖，云：“可以扶老，以为纪念。”奕□很不满意：为什么送如此寒酸的礼物？待客人走后，他一摸拐杖，才发现拐杖头可以卸下，中空的竹杖里面装了银票三万两。奕□这才大喜，称赞说：“此诚可儿也。”
　　　　奕□的办法很巧妙：拜寿是礼节性的，是中国人特有的“人情世故”。所谓“礼尚往来”，算不上贪污腐败。谁不过生日呢？奕□选择“拜寿”作为索贿的“突破口”，与之相似，今日的某些贪官选择了“拜年”作为捞钱的新招。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是一个“人情炼达皆文章”的聪明人。1995年，尚在广西自治区主席任上的成克杰，春节前夕曾经一天走访四个市县。他口口声声地说这是关心基层工作，给地方领导干部和群众拜年，实际上却是赶赴各地拼命收取红包，是“霸王硬上弓”式的让下属给他拜年。据行家估计，地方领导给成克杰这样级别的高官拜年，红包至少在十万以上。成克杰一天走四个市县，收入超过了一百万。一天之内即成为百万富翁，再精明的商家也不敢想象。上行下效，在广西，仅仅以一个县委书记而论，过年期间收到的红包也会超过二三十万之巨，尽管跟主席大人相比望尘莫及，但是比起清朝时候“一年清知府，十万白花银”来，也算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成克杰的继任、广西的某主政者，最近也因行藏败露而受到审查。他堪称成克杰的“好学生”，在春节前后，也是打著“体察民意”的幌子，马不停蹄地巡视各州县。行程中，他始终带著还在上小学的孙子。这位首长凛然正气地向下属表示：绝不收取任何名义的红包。而下属们也心领神会：给首长的孙子“一点点”压岁钱，首长是不会怪罪的。于是，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孙子知”的情形下，首长满载而归。如此办事，真是滴水不漏，心思之巧、手笔之大，前无古人。庆亲王，你这个满清的王爷，如果地下有知，知道后人青出于蓝胜于蓝，该有多么欣慰啊！同时，又该多么惭愧啊！比起你赤裸裸地、劳力劳心地操办祝寿典礼来，子孙们的手法多么艺术、多么含蓄、多么隐蔽啊！
　　　　著名学者丁学良在分析台湾选举中的贿选现象时，透彻地指出：买票在许多台湾人的眼里不是被理解成“贿选”，而是被理解成和“人情往来”以及“面子”有关的东西。“买票从一种政治行为（按照原则来说是一种不正当的政治行为），演变成人情风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成为人类学上所谓的象征性的行为。”由此，丁学良揭示出文化传统对民主制度的侵蚀。用同样的视角来观察从昔日官僚们的“拜寿”到今天领导们的“拜年”，我们则发现了一个更加隐秘、更加晦涩的腐败地带。这种灰色的腐败，与那些相对暴露的腐败相比，对社会的进步更有致命的杀伤力。“人情腐败”和“面子腐败”在东方文化中最为彰显，对它们的根除，既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实土壤进行化验。
　　　　近年来，韩国的反腐败运动雷厉风行，高官显贵一个接一个垮台，在国民心目中声名狼藉。韩国实行的“阳光政策”，要求所有的国家公务员必须公开银行帐户以及其他财产。这也许是遏制包括“拜寿腐败”和“拜年腐败”在内的各种腐败的办法之一。“他山之石”，何时能够被运用过来“攻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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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崇拜与文字拜物教　


手机号码的“吉祥”之风，逐渐由南方“北伐”到了京城。尽管经过媒体多次曝光，京城的手机选号之风依然不止。当《北京青年报》记者来到北京有名的电讯商店中复店时，发现了一张“明码标价”的“选号单”。最贵的是尾数为连续的四个“二”的号码，标价为一万六千元（这个价格可以买十部普通手机）。店内的工作人员承认，这些号码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