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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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电视台“无心插柳”的遭遇和某些新闻检察官病态的敏感中，我们可以对中国当前新闻出版自由的状况作一个基本的评估。80年代以前的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来洗脑的老方式，已经让位于90年代以来利用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来渗透元化思维的新方式。正如查尔斯瑞奇在《反对体制》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处于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一个对自由有著强烈的热爱、并愿意将拥有自由的快乐与所有同胞分享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到俄罗斯大文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所面对的问题那里──“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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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徘徊
日本，一个开满美丽的樱花的国度，一个将日常生活高度艺术化的国度。
日本，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居，曾经是中国文化最热烈的崇拜者和学习者。在日本，最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精髓部分，如服装、建筑、书法、围棋和禅宗思想。
日本，东亚边陲的一个群岛之国，近代以来却又用武力将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许多都与日本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历史学家郭廷以认为：“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
日本，今天亚洲最富裕的经济大国，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它是中国对外关系和贸易中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跟我们同为黄种人的大和民族，直到今天依然让我们感到陌生、隔膜和困惑。我们理解日本人，甚至比理解欧洲人和美国人还要困难。
日本作家、一九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颁奖典礼上用“暧昧的日本”这个词语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的文明。这是一个经典的概括。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很近，在精神气质上却很远，中国人观察日本的时候总是显得雾里看花、扑朔迷离。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中日联合声明》，至此两国真正结束了漫长的战争与敌对状态，实现了邦交的正常化。然而，双方国民之间的不信任感并没有随着一纸声明而全然消失。怀疑与猜忌，疏远与蔑视，依然扎根于那场血与火的战争。
中国和日本，一个拥有资源，一个拥有技术；一个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个是全球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两国都对对方有着极大的需求，然而又互相猜忌。更为要紧的是，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又都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国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关乎两国的安危，也牵扯着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没有一个人喜欢永远躲在故纸堆中生活，也没有一个民族愿意永远背着历史的包袱蹒跚前行。历史这本大书，总得不断翻开新的一页。很多中国人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宽容和谅解来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然而，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那充满硝烟和血腥的历史，似乎总是难于翻过去。
这一页的历史翻不过去，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当日本的法庭驳回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诉讼的时候，当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钓鱼岛修建标志性建筑的时候，当日本的历史学者宣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事件的时候，当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再次夺去中国百姓生命的时候，当日本的首相及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中国人民不得不拍案而起，齐声谴责。我们不渲染仇恨，但要捍卫尊严；我们不寻求报复，但要还原历史。因为我们痛苦地发现，那血迹斑斑的历史如此深刻地联系着现实。
二零零三年八月四日，侵华日军二战期间遗弃的芥子毒气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泄漏，造成四十名中国平民受伤，一人死亡。对此事件，日本政府处理滞后，日本媒体表现冷漠，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与谴责。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了一项有关“八·四”毒气泄漏事件对中国青年影响程度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百分之九十七点九的中国青年关注“八·四”事件，百分之八十三点二的中国青年由此对日印象变坏，百分之八十二点二的中国青年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政府所谓的“慰问金”。
受调查者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一个拒不承认历史的日本，我们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印象。”
“‘慰问金’总让我想起‘嗟来之食’，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日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尽快清除遗弃在我国的所有武器。”
“对于‘八四’事件，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对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态度感到十分反感和痛恨，对受害者的遭遇表示同情和难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日关系进入一种“贸易热、政治冷”的怪圈。二零零二年以来，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成为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二零零二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超过九百五十亿美元。
同时，两国也频频发生贸易争端。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日本宣布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大葱、香菇等农产品实行两百天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六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实施反击措施，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手机和空调加征百分之一百的关税。这场非同寻常的贸易战持续了半年多。
中日关系时刻触动着两国民众敏感的神经，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也会被放大。影星赵薇身穿日本海军军旗图案时装事件，湖南广播电台有听众冒充日本人发表辱华言论事件，丰田“霸道”越野车广告事件，均引发了轩然大波。二零零三年，中国政府计划修建从北京到上海的磁悬浮列车，并采用日方的先进技术。这一消息披露之后，中国民间人士在网络上进行了征集百万签名反对的活动。二零零三年“九·一八”纪念日，数百名日本人在珠海一酒店集体买春，激起了中国民间的愤怒声讨；十月二十九日，因为日本留学生在联欢会上表演下流节目，引发了西北大学学生的游行抗议活动。
正是因为历史出现了断裂和扭曲，中日两国很难像法德等多次交战的欧洲国家那样“相逢一笑泯恩仇”。正是因为日本在现实中的种种恶劣行径，使得中国人民不得不保持一种本能的防人之心。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友好关系的基础；信任，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前提。“远亲不如近邻”，中日两国的地理位置天生就是近邻。然而，二战结束之
后六十年来，中日两国的一般国民之间，依然没有值得信赖的“朋友”的感觉。尽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签署了二十多年，但两国之间依然处于一种微妙的“后冷战状态”，两国之间的“携手共进”依旧遥遥无期。
中日两个在实质上互不信任的国家，在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如何建立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国家关系，真正做到和平共处，这是两国政府、知识界乃至民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二零零二年，《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提出在中日关系上淡化历史、展望未来的观点。这篇文章被日本《中文导报》二零零二年中日关系十大新闻之一。
但是，日本方对中国学者的“新思维”却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应。日方拒绝和谈，而以武力解决钓鱼岛争端；日方大幅削减对华贷款，以阻挠中国经济的发展。宽恕没有获得日本的感激，善意也没有赢得日本的认同。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日本防卫厅统合幕僚会议向防卫厅长官石破茂提交了一份《统一运用研究》的报告，建议整合海陆空的军事力量，将自卫队改为正规军。二零零三年二月，日本议员西村正悟鼓吹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二零零三年六月六日，日本国会通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安全保障会议法案》和《自卫队修正案》，即“有事三法案”，使日本拥有了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二零零三年七月五日，日本防卫厅宣布，日本将修改《防卫大纲计划》，使海外派兵永久化。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日本防卫厅最重要的智囊机构日本防卫研究所发表二零零四年版的《东亚战略概观》，认为日本主动攻击敌国的导弹基地在法理上是可行的。
那些在现实中玩火的人们，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历史的苦难中汲取应有的教训。在那场把人类推到毁灭边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年之后，普通的日本人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呢？
日本曾经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创建于明治初年的靖国神社，多年来一直是日本至高无上的国家神社，国家最重要的祭祀活动都在此举行。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政教分离。神社成为民间的、独立的宗教组织，但它依然被多数日本国民看作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地点修建特定的建筑来纪念先烈和英雄，是这个民族延续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举措。在法国的先贤祠和美国的威林顿国家公墓，前来参观的人们能够感受到伟人和战士们宝贵的献身精神和崇高的人格形态。这些纪念地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线，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皈依。
然而，在东京市中心的靖国神社中，我们获得的却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感受。
在这里，绿树成荫，鸽子飞舞，一派和平安详的景象。然而，每一棵上都挂着一个小木牌，上面赫然写着当年侵略亚洲各国的日本军队的番号。大门两侧纪念碑上精美的浮雕，分别展示着日军在黄海、满洲、天津、长城等地的赫赫战功。
战犯与英雄共舞，恶徒与烈士齐飞。在这里，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一千多名战犯的灵位。这些罪恶滔天的刽子手，与“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的进步作出过各种贡献的先辈们一起享受后人的祭拜。
这幅美丑不分、善恶不辨的图景，就好像在德国科隆大教堂中放置希特勒及其助手们的骨灰一样荒诞离奇。在许多日本人的思维里，“死者无罪”的观念与“侵略有理”的逻辑遥相呼应。
有人用“日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特色”这种相对主义的说法来解释这一怪异现象。然而，靖国神社的怪异还远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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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能否领导国民党脱胎换骨？
如果从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算起，中国国民党迄今已有整整百年的历史。2005年7月16日，中国国民党完成了其党史上的头一遭：由国民党党员直接投票选举党主席。选前舆论和民调声称“旗鼓相当”的“王马对决”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收场：马英九以超过七成的选票当选新一任的党主席。马英九的当选，象征着国民党这座百年老店在党内民主化上迈出了相当关键的一步，为马英九投身2008年总统大选铺平了道路，也将对台湾的政治版图以及两岸的前景产生巨大的冲击。
（博讯 boxun）
从中国国民党一诞生起，就具有中国民间秘密会党的雏形，这一特征压倒了其作为现代政党的一面。民国肇始，由于宋教仁、黄兴等领导人清晰的民主理念和高贵的个人品质，使得国民党有了现代转型的可能。但是，由于两人的英年早逝，孙中山成为惟一的领袖，他身上独裁专制的一面急剧膨胀。由于失去英美的支持，孙中山转而效法苏俄，致力于建立一套列宁式的党国一体化、党军一体化的制度。仅以宣传而言，澳大利亚汉学家费约翰在《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一书中指出，孙中山有效地控制着国民党的宣传器官，成为其“首席监督者”：“从1923年冬和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直到次年3月逝世，他不仅绕过了宣传部，而且将管理党务的整个委员制体系，变成实施其个人权威的‘次等行政工具’。”孙中山虽然未在党内实施血腥的清洗，但家长制的风格却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