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杂文集-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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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之后，章若亚的弟弟悄悄带着孝严、孝慈这对双胞胎到南京见蒋经国。然而，不久之后，蒋经国便立下誓言，今后不再见这对双胞胎，“终其一生很奇特、也很不可思议地守住此一誓言”。显然，他发这一誓言，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伤害妻子蒋方良——作为“蒋家王朝”的接班人，他不得不维护自己的“公众形象”。
迁台之后，孝严、孝慈在外祖母和舅舅的照料下成长，蒋经国偶尔派手下去探望。然而，章家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孩子生病了也不敢往公立医院里送。有意思的是，这对“名不正、言不顺”的双胞胎在艰苦的环境中却各自展翅高飞。孝严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蒋经国去世之后历任“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要职；孝慈则成为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担任过东吴大学校长。相反，在蒋经国身边的三个儿子孝文、孝武、孝勇却全都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孝武一度还成为频频惹祸的酒鬼。大约他们承受不了身为“伟人之后”的巨大压力（就好像大树下通常只能长出小草、而难以出现第二棵大树一样），反倒没有孝严、孝慈经过平民生活的磨砺而产生的一飞冲天的动力。
八十年代中期，章孝严担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经常就重大政策议题撰写报告供“总统”参考，也处理接待来自美国、加拿大的重要访客。可是，不像其他司长，章孝严从来没有陪伴贵宾晋见过“总统”。显然，蒋经国有意回避与儿子见面，一直到死都不敢面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风流果实”。作为父亲，他显然是不合格的。在他走近死神的时候，是否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呢？
蒋经国处理自己与孝严、孝慈兄弟的关系，显然不是以父子亲情为重，而是以政治利益为首。换言之，作为一个威权政体下的政治家，他必须保持自己近乎“完美”的政治形象，大到施政方略、小到家庭生活，都不能出现丝毫的纰漏。就本性而言，蒋经国并非一个薄情寡义之人（传记中附录了他趴在地上给孩子当马骑的气氛温馨的照片）；然而，在面对孝严、孝慈兄弟的时候，他就不再是父亲而是“领袖”了。蒋经国一直拒绝承认孝严、孝慈兄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法国总统密特朗却公开承认自己有一个私生女并携她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的不同举动，与其说是因为人品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如说是缘于政治制度的分野——前者是威权主义政体下“子承父业”的领导人，后者则是民主制度下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
忽然之间，我又想到，如果把蒋经国与斯大林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两人在私人生活方面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对照，也透露出些许威权主义领导人与极权主义独裁者之间的差异来。
蒋经国一方面抛弃非婚生的双胞胎，以捍卫其威权主义领导人的外在形象；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颇有人情味的政治家，他乐于让媒体报道他家庭生活的点滴，并始终呈现出相当平民化的作风。他曾轻车简从跑遍台湾所有的乡村。与老部下吃饭时，他会不顾医生的叮嘱，热烈地划拳饮酒，甚至亲自上台弹奏吉他。蒋经国对自己将糖尿病遗传给孝文、孝武而感到痛苦，从而造成了对他们稍微显得过度的溺爱。作为一个传统儒家价值观的维护者，他非常注重遵守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
而作为极权主义体制下的“僭主”的斯大林，则完全没有真正的私人生活。斯大林的晚年是孤独的，独裁者的命运就是如此。虽然在他们周围总是有许多人奔忙张罗，他们却是孤独的。独裁者本人使自己失去正常的、普通的人的交往。周围的人们阿谀奉承、谄媚巴结、唯唯诺诺、逢迎拍马、歌功颂德，只不过加强了他在人群中的孤立。荣誉、权势、威力使斯大林同人们如此隔绝开来，以至于他虽然生活在人们中间，却老早就丧失了处理真正的人的关系和真正的感情的能力。斯大林逐渐与子女们疏远，甚至他曾经喜爱的女儿长大以后也难得登门一次。斯大林不愿意接见孙子，有一半的孙辈他完全不认识。人的感情——子爱、父爱、老年人之爱——对他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的。正像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所说的那样：“独裁者之所以成为独裁者，不只是因为他得到的多，而且因为他失掉的更多。首先失掉的是全人类感情宝库中的东西。……他的精神上的吝啬发展成极端的无情，乃至毫无怜悯之心，这使他付出了妻子的生命和孩子们的命运被毁灭的代价。”
这就是威权主义领导人与极权主义独裁者之间的差别，也是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差别——蒋经国属于半个“卡里斯玛”，另外还有一半人性的成分。蒋经国的长相不如父亲蒋介石威严庄重、气势凌人，却更为平易近人、朴实无华。他的人性部分地受到了威权主义体制的伤害，却还没有被消灭殆尽。而斯大林则是一个纯粹由“钢铁制造”的“卡里斯玛”。斯大林比列宁更缺乏生活轶事，他像一尊冰冷的塑像矗立在帝国的中央。他在缔造这个铁血帝国的同时，自己也沦为一个“非人”。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精神的王国和统治者的王国》中概括了斯大林之流的极权统治者的总体特征：“统治者具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倾向：他为了自己，不仅仅要求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而且要求所有人服从他，这是主要的历史悲剧……一个趋向于为统治者服务的国家是不会关心人的；对它来说，人是紧紧作为统计单位而存在的。”
我的观点是：看他们怎样做父亲，就知道他们是怎样的领袖，就知道他们捍卫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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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成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的那一幕也许还让人记忆犹新：戈尔巴乔夫神情黯然地坐在摄影机前，最后一次以苏联总统的身份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讲话。他的讲话宣告了苏联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解体。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七十多年的镰刀和斧头国旗徐徐落下，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旗迅速地升了上去。十年以后，这一事件的主角戈尔巴乔夫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回忆录《真相与自白》。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是在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所发生的一切，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那些动荡岁月在全世界制造政治气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图”，这是一本值得我们关注的回忆录。
这是一本相当坦诚的书，与叶利钦回忆录中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的文字相比，戈氏的文字稍稍显得平淡而朴素，这背后也正暗合着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气质。历史那双看不见的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选中了他们两人，既是巧合，又是必然——“戈尔巴乔夫时代”与“叶利钦时代”一样，都打上了深刻的个人的烙印，又同时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对立又融合。
下台之后的十年，戈尔巴乔夫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辱骂以及遗忘。他经历了由一呼百应的国家元首转换成一名普通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痛苦历程——他的所有前任都不可能经历这些酸甜苦辣。他失去了权力、失去了妻子，也亲身感受了俄罗斯的动荡以及随后来临的稳定。尽管在今日的俄罗斯政坛上他已经丧失了影响力，但他所开启的变革却深刻地影响了苏联乃至全世界的历史。
后人也许会还会继续对戈尔巴乔夫做出种种不同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在历届苏联领导人当中，戈氏无疑最具有历史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他在《真相与自白》的结束语中写道：“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权力的精神主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这段话没有一点自夸和伪善的成分。在大众的福祉与个人的权力之间，戈氏毅然选择了后者，虽然这种选择不无痛苦和绝望。在庞大的克里姆林宫中，可能只有他一个人公开承认这一点：维持昔日的生活模式，本身就是可耻的犯罪。
于是，戈尔巴乔夫在还没有作出充分的准备之前就匆匆地出发了。伴随着改革的深入，他日益痛苦地发现，自己身上竟然也有那么多与“新思维”对立的部分。俄罗斯资深作家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的论述是客观而准确的：“平心而论，我们能够相信，换上别人就一定能够比戈尔巴乔夫做得更好吗？曾几何时他也说过：‘现在进行的改革是范围很广泛的改革，也包括对我们自身的改革。我们不是上帝……’这句话首先是冲他自己讲的。从世界范围的意义上看，他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开路人，而对他这样的人所犯的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因为“距离”而对历史产生了清醒地认识，也对戈氏有了更加公正的评判。
戈氏的高级顾问、总统助理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书中对戈氏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尽管他也认为戈氏在后期的改革中出现了不应该的犹豫、中庸乃至于退却，但他认为这是因为戈氏个性上的软弱而非品格上的缺陷。“他是单枪匹马去推倒庞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决定这样去做的，甘愿自己冒很大的风险，置他已经拥有的可使人心满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质条件于不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戈氏堪称是一个现代堂吉诃德，他一个人朝着庞大的风车义无反顾地冲了过去，丝毫不顾虑自己的安危得失。最后，“这个庞然大石滚动了，摧毁着所有看起来似乎不可动摇的内外支柱。戈尔巴乔夫在推动这个庞然大石的时候，很多人和所有被这个石块推开和碾压的人开始对他不理解，后来才破口咒骂他。他没有控制好推倒这个庞然大物的‘必要’速度。说实在的，当时也做不到。”戈尔巴乔夫的这本回忆录生动地描述了“庞然大石”是如何被一点点撬松，然后轰然滚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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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的惨剧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基辅郊外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爆炸。悲剧发生几个小时之后，西方国家就发出了警报，从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到南方的意大利，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然而，克里姆林宫却顽固地保持着缄默。
切尔诺贝利爆炸对于刚刚上任一年、施政纲领尚不十分明朗的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一次极其严峻的考验。由于官僚体制的迟钝和僵化，戈氏本人也未能及时获得充分的信息。直到两天以后，他才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而会议的主题却是“向全世界公布什么消息和什么消息不能公布出去”。
对此，戈氏在回忆录中坦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性的灾难。”虽然是最高领袖，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顽固保守的国防军工体系的蒙骗和封锁。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最为典型的独立王国，阿·切尔尼亚耶夫指出：“苏联社会科学与道德脱节，似乎被知识精英们所占领的学术界的道德沦丧，这一切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上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作为一个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官僚和专家们结成了密不透风的攻守联盟。许多年来，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们为这一事业的诸事顺利可靠而自夸。他们在绝密报告中向国家领导人作出万无一失的保证。在向政治局的汇报中，几位功勋卓著的“两弹元勋”依然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不过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仿佛家里打碎了一个玻璃杯一样。
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戈氏还是渐渐地发现了可怕的真相。他痛苦地意识到：“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他在政治局会议上痛斥官僚和专家们的勾结：“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让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其实，问题的核心并非个人道德的堕落，而是制度的罪恶，正如阿·切尔尼亚耶夫所说，切尔诺贝利悲剧“是制度和被冷战扭曲的爱国主义的产物”。
随着真相的逐步揭示，戈氏开始以他深具个人特色的方式行动起来。当时，政治局中有人认为，应当对信息进行控制，一方面防止国外反对势力的幸灾乐祸和肆意攻击，另一方面也避免国内民众的恐慌以及因此而损害党的权威。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