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苦难-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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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日子，我完全是硬咬着牙支撑了下来
发行站站长张颐芳大姐见我卖的不理想，便为我安排了一个“黄金地段”——清华园双清路口。
这个路口原来是一个山东小伙子小王的“地盘”，前几天他回家收麦子去了。
我试卖了一天，果然是块“风水宝地”：才三个多小时，40份报纸全部卖出去了。
第二天，我增加了20份，也卖完了。
1999。6。12 星期六 晴
今天5∶10’起床，至8∶10’，卖完了80份晨报。
明天起决定增加工作量，双休日每天100份，周一至周五每天120份，视情况再往上加。同时，增加《环球时报》和《北京青年报》。
必须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面对生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以更加积极向上的精神去超越生活中的艰难与阻碍，做一个真正的强者。
1999。6。14 星期一 雨
晨，5∶20’起床，外面风雨如晦。
我必须出发，无论风还是雨。
我是属于道路的，我必须向着远方跋涉而去……
在雨中开始卖第一份报，又在大雨中卖完最后一份报纸。
从6∶30’开始，100份晨报直卖到10∶30’。
在大雨中，凡有一个人买我的报纸的，我都倍加感激也倍加感动。
中午，在北京科技大学学生食堂吃完2元钱的便餐，回来的路上，忽然腹痛如绞，挣扎着骑车回到地下室，躺在床上，默默地承受着痛苦的折磨，直到昏睡过去。
下午1∶30’，在舍友的说话声中惊醒，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再次出发——站里分配了我今天10份《北京青年报》，我得去把它们卖完。
我对朝助说，我不得不这样做……
在北京卖报有固定的和流动的，我属于流动性质的卖报人，并且是较辛苦的一种——“卖车”。所谓“卖车”，就是卖报给车上的司机和乘客。在熙来攘往的十字路口，红灯一亮，车停下一长排，你必须赶快从第一辆车叫卖到最后一辆车。太阳又晒，汽车排热又多，整个人仿佛置身于火炉之中。一分钟后，绿灯亮，车开动，你得赶紧大步流星往回走，回到第一辆车的位置，等待下一个红灯。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天好几个小时下来，你得一刻不停地来回叫卖，甚至连停下来喘一口气，抹一把汗水的时间都没有。我本就体质孱弱，每到最后一两个小时，脚步就像山一般沉重，但却不敢在路边坐下歇一下，生怕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好几回，卖报回来，疲惫不堪的身子往床上一躺，连爬起来吃顿饭的力气都没有……
这样的日子，我完全是硬咬着牙支撑了下来。
有一次，在大雨中卖报，我被淋了一个透湿，但我却在雨中“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面对远方
用我的脚步就足够
面对风雨
用我的意志就足够
面对虚伪
用我的真诚就足够
面对冷漠
用我的热血就足够
面对仇恨
用我的爱心就足够
面对邪恶
用我的正义就足够
面对死亡
用我的微笑就足够
一天早上，一辆出租车里的一个女孩要买报纸，掏出钱包之后才发现没有零钱，说，对不起，我不买了……
我递了一份报纸给她，说，我送你一份吧……
几天之后，一个女孩骑车到我面前，递给我一元钱，买一份报纸。
我正要找给她5角，她说，不用找了，上回你不是送了我一份吗？
我这才认出她来，心头瞬间涌上一阵暖流……
一天卖百八十份报纸，能赚上十几块钱，这对初到北京的我来说，可算是一大胜利了。
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收完麦子的小王从山东老家回来了，见我占了他的“地盘”，不好意思赶我走，便和我形成一个默契：在那一条路线上，我卖下半段，他卖上半段。
这样，我的销售量明显下降。
卖了几天后，我主动把这块“风水宝地”让了出来，或者说，是“交还”给了小王。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7）
小王是有家有室的，需要这块“宝地”养家糊口。
啊，命运，悉听尊便吧！
我又开始打游击，四处寻找合适的卖报地点。
换了好几个地点，销售都不理想，每天只能卖七八十份。
这时，已是６月末了，气候愈发炎热，有几次，卖完报，一身汗水骑车往回走时，眼前忽然金星乱迸……
我的身体已经发出了危险的信号，看来，我得另谋出路了——再这样卖下去，真怕自己哪一天就突然倒下了……
正巧，在北京科技大学的布告栏上看到一份招聘启事：
诚招撰稿人……
我打了电话，对方让我前去面试。
在离北大西门不远的一个叫“芙蓉里”的小区里，我找到了天际文化公司。
一位小姐拿了一篇古文，让我当场改写成现代文。
我看到，来应聘的人还不少，大多是在校大学生。
我写了二十几分钟，那位小姐站在我旁边看了我写好的前半部分，说，你不用再写了……
为什么？我诧异地问。
哦，你通过了……
原来，这是一家搞图书出版的公司，正策划出版一套“名人百传”。
他们让我从十几个中外名人中挑选一个作为“传主”，我略为思索，说，那我就选彭德怀吧。
“谁敢为民请命，唯我彭大元帅”的彭德怀，向来是我心目中屹立如山的民族英雄。
我和这家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由我撰写一部《彭德怀传》，20万字左右，每千字9～12元，期限为3个月。
1999年6月30日，上午10点15分，我在炎阳下卖完了手上的最后一份《北京晨报》，终结了一个多月来的卖报生涯。
第二天，我骑上自行车，直扑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
三个月能赚两千多元，这部书稿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我，诱惑实在太大了。
整整一个7月，我都穿梭在地下室与图书馆之间。
从我住的地质大学到图书馆，骑车来回要花两个多小时。
我常常是在开馆的第一时间赶到图书馆，这样好占据一个座位；去晚了就可能没有座位可坐，那就别想写一个字了。
我连办一张借书证的100元押金都没有，没办法把有关书籍借回去看，只得在图书馆现查资料现写。
午饭为了省钱，我常是一包1元钱的方便面加一个2毛钱的馒头，根本不去考虑营养不营养的问题。
1999。7。10 星期六 多云
今天口袋只剩下十几个角的硬币了，傍晚，正愁着是去买几个馒头还是买一斤半呢，陈征却要请我的客，我也就不客气了。
吃饱了肚子出来——吃的是久违的饺子。我对陈征说，今晚这一餐将载入史册——“在沙漠舟快吃不上饭的时候，你帮助了他！”
这真该“载入史册” ——至少是我自己的史册，因为，陈征是在自己快要山穷水尽时帮助的我——他身上也没几块钱了，这，尤其可贵。
1999。7。27 星期二 晴
昨晚从科大吃饭回来，已是晚上9点，而宿舍里陈征竟然还没吃饭——他口袋里只剩1毛钱了。于是我返身骑车赶到科大，食堂里已无一人用餐，炊事员已经在收拾菜盆了，陈征还算幸运。
给陈征买完饭，口袋里只剩下3元多“大洋”了。我把其中的2元给了陈征，今早起来，知道陈征吃中饭的钱肯定没有，遂把剩下的1元2角也“干脆彻底”地做了“人道主义援助”。
又一次真正的一无所有了——本来就是一无所有，心里反而出奇的平静，并且神气活现地唱着“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当然，陈征不在，出去了，否则，我不会如此“肆无忌惮”……
这时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强大——虽然此时腹内空空，阵阵饥饿感也让我感到残躯的单薄，但是，我却是强大的，再也强大不过了，因为，我竟然活着，而且活得这样台有力：笑着、唱着、写着、爱着……
“啊，命运，悉听尊便吧！”
我之所以敢在自己山穷水尽时帮助陈征，是因为我在地下室有不少朋友，实在没钱吃饭了，向他们开口借个十块八块的，一般不会成问题（当然，有时也很成问题）。
而陈征呢，由于才搬来不久，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一米七八的堂堂男子汉，常常连外出找工作的公交车费都没有，只好来回步行好几个小时。
“漂”在北京的人，有过饥饿体验的，不在少数。
那回我有四天没有吃饭我的肚子尊严经历了一次小测验。
我拎着琴去西直门地铁卖唱可是我的歌那垂死的蜜蜂怎么也飞不出我张大的嘴。
我使出最后一招低头在大街小巷寻找终于找到几枚硬币我的小宝贝一面是国徽一面是麦穗我的小宝贝一面是粮食一面是尊严。
两毛钱的热馒头让世界充满麦香来自土地的巨大安慰让我的胃语无伦次呜呜咽咽。
这首令人心酸的小诗《叙事：关于饥饿与尊严》，是我的朋友张遥写的。
有一次，张遥饿了四天，实在饿得不行了，拎上吉他到西直门地铁，想以卖唱换得几块铜板，但到了那儿却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唱出一句，无奈之下，只好到街上转悠，看能否拾到几个钢■儿。
第十五章 漂泊在北京（8）
还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真的拾到了两枚救命的硬币，赶紧去把它们换成了一个香喷喷的白馒头……
馒头，对“北漂一族”来说，常常是和饥饿联系在一起的。
每次我用身上仅剩的几毛钱买回一两个馒头时，我总爱用夸张的口吻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说：“嘿，你看，我还活着……”
很多南方人都不习惯北方的面食，我也一样。
但在这一段在饥饿边缘挣扎的日子里，馒头却成了我维持生命的必需品，一餐一个馒头甚至一天只能吃一个馒头的生活，到后来竟让我对馒头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迫不得已抓起馒头往嘴里塞时，经常“哇”的一下，恶心呕吐起来……（以至后来情况稍有好转后，我有一长段时间拒吃馒头。）
有时，在图书馆我故意“忘”了吃中饭。其实是没钱吃，傍晚骑车回地下室时，沿街餐馆酒楼飘出的鸡鸭鱼肉的香味，勾引得我的肠胃“咕咕咕”乱叫，口里口水乱冒……
凌晨，天还没亮，因为头天没吃饱而过早引发的阵阵饥饿，毫不客气地把我从睡梦中“揪”醒……
醒了之后，就得面对翻肠倒胃的疼痛……
在我的床头，贴着余秋雨曾在北大点评过的我的理想——《我的梦想》。
然而，我的理想能拯救我的灵魂，却拯救不了我饥饿的肠胃……
走，找他们要个说法去！
8月初，我按协议，把写了将近三分之一的书稿送到了图书公司，等他们审看后提出下一步写作中要注意的问题。
三天后，他们却告诉我：你写的像是给中学生看的，就不要再写下去了，我们的协议就此中止。
我如遭五雷轰顶。
回到宿舍，我把自己扔在床上，气急败坏地唉声叹气着……
几个朋友问清情况后，说，他们不是在欺负人吗？协议里也没写明该写给谁看啊……适合中学生看不是说明你写得不错嘛……这帮没人性的东西！
即便不要你写了，也该付你这一个月的稿费……
走，找他们要个说法去！不然，就上法院告他们……
朋友中，有一位是学法律的，他让我揣上一只袖珍录音机，然后，四五个人一齐去图书公司讨说法。
进了图书公司大门后，我按下了身上的录音机的录音键。
如果这次不能有一个满意的答复，这盘录音带将会是上法院的一个有力证据。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据理力争，对方终于答应让我重写。
我进一步提出要求：我的情况特殊，能否先预付我几百元生活费？
几天后，我从图书公司领到了600元。
这一下，我可以好好安慰一下自己的肚子了。
又苦熬了两个月后，我终于完成了这部关系到我肚子问题的书稿。
按协议规定，书稿完成后，需经审后评定稿酬的等级，出版社通过后先付50％，余下的50％交稿后两个月付清。
这也就是说，我并不能马上拿到稿费。
饥饿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我。
一次， 一个同住地下室的伙计，外号“老大”的，到我屋里来聊天。
“老大”并不是黑社会的，仅仅因为他在他们房间年纪最大，所以称为“老大”。
“老大”是东北人，北京某名牌大学毕业，原分配在一家国家级研究所，因为性格怪异，被“精简”了出来。
由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与周围人群格格不入，从单位出来后，他尝尽了艰辛。
为了生存，他几次到医院卖血。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说，他想给一些高官安装窃听器，然后勒索他们；他又说，你们个个都该死——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举出了该死的理由，我们不得不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