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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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遗忘，则回首顾其徒曰：云何，云何？其磊落自喜如此。
山人心地清，天性笃，衣衫褊袵，一切利禄计较，问之茫如。而所得袜材赀，尽举以奉其母。母节孝，为倾囊请于宫，建立坊表。妻与子或至无以糊其口。山人，孝子也。岂徒以画师、诗人目之哉！
山人姓黄，名慎，字躬懋，改字恭寿。
合肥许齐卓撰。
《蛟湖诗钞》卷首
第八章 朝夕过从风雨中
——汪士慎和高翔
“扬州八怪”之间，资历有深有浅，相识有早有迟，相聚有久有暂，思想和艺术风格也不尽一致，但他们都能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切磋技艺，相濡以沫，一扫文人相轻的旧习，结成了深厚的道义之交。这中间，相交最久、过从最密的，要数汪士慎和高翔。打开汪的《巢林集》和高的《西唐诗集》，两人赠答唱和之多，所记踪迹之详，为他人集中所少见。真做到了“相交相爱垂垂老，朝夕过从风雨中”。（汪士慎《赠西唐五十初度》）。他们还有个共同之处，一生都比较单纯和平淡。也许正是这种如水的生活，如水的友谊，倒酿出了更为深永的滋味。
关于汪士慎，还很少有资料提供他青年时期——而立以前的生活情况。他的籍贯，一说是安徽休宁，一说是安徽歙县，据最近的研究结果，应以徽州府治所在的歙县为是。不过在古代，休宁即歙县地，后来才分置的，明清时同属徽州府，说成休宁，未为无因。他出生的具体地点是歙县富溪村，在黄山脚下，今已划入黄山市的范围。休宁、歙县是产名茶的地方，富溪村皆以种茶为业，汪士慎嗜茶成癖，茶道甚精，有“茶仙”之称，大概和他的出生地大有关系。歙县的特产有“徽墨”、“歙砚”，为“文房四宝”中的上品。歙县过去因山多地少，人口较稠，外出经商者甚众，形成了很有声势的“徽帮”。当时在扬州专营两淮盐务和在国内经营典当业的多为徽商，“徽州朝奉”（当铺的掌柜）是出了名的。徽州富商中（例如两淮盐商中）不乏姓汪的，看来汪士慎的家庭不属这样的门第，而是一个清寒之家。他年轻时即选择书画为生的道路，后来又长期寄迹他乡，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他字近人，号巢林，又号溪东外史，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曾取过多种别号。按其排行，人称“汪六”或“汪六先生”。生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年）。他的《巢林集》中的诗作，均写于来扬州之后，颇有反映家乡风物和青年书画生涯的内容，不过可以想见，身居黄山脚下，日夕与黄山相对，黄山的云海松涛，奇峰怪石，瞬息万变的神异景色，潜移默化地培育了他的艺术情怀，当是无可置疑的。汪士慎来到扬州，约在30岁左右，即康熙五十五年左右。那时扬州虽然还没有达到后来乾隆说的“广陵繁华今倍芳”的程度，但随着盐业和漕运的发展，扬州的商业之盛和消费水平之高，已是全国在数的几大城市之一，康熙六次南巡，过扬州，尽管不如乃孙乾隆六次南巡的奢华糜费，为了接驾，扬州仍有不少动作。即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第五次南巡来说，那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既是江宁织造，又是两淮巡盐御史，大修扬州塔湾行宫（遗址在今三汊河高旻寺内），当时的盛况是：“行宫宝塔上灯如龙，五色彩子铺陈古董诗画无计其数，月夜如昼。”如《红楼梦》第十六回赵嬷嬷说的：“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字竟顾不得了。”也即诗人张符骧所讽刺的：“三汊河干作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接驾的需要（铺陈诗画），装点风雅、文化消费的需要，就像扬州当时的茶楼酒肆“甲于天下”一样，寄居扬州的诗人、画家，人数之多，也是全国之最。人多，竞争也激烈。一个初到扬州的人，没有有力者的扶持资助，没有面目一新的笔底功夫，在这块土地上立足是很困难的。
汪士慎来到扬州，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在形单影只的孤立情况下，从一开始，汪士慎就得到马氏兄弟的热情庇护与支持。
谈到“扬州八怪”，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涉及到马氏兄弟，他们或多或少的，或临时或长期的，都从马氏兄弟那里得到过帮助。能进出于马氏的街南书屋或小玲珑山馆，对学者、诗人、书画家来说，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慰藉。主人的横溢的才华，豪爽的性格，热忱的态度，和他家丰富的藏书、优雅的环境，使众多的文化名人宾至如归。生活上的照顾固不必说，那种热烈而和谐的文化艺术气氛，使每一个到这里来的人受到感染，也在相互交流中得到教益。当时在扬州比他家富有的盐商多矣，奉承皇帝者有之，供自己挥霍者有之，一掷千金聊博一快者有之，当然也有商而不俗，关心文化的，但像马氏兄弟这样以扶持文化为己任，不吝金钱，长期不懈，乐此不疲，却是极难得的。杭世骏《道古堂文集》中说：“半查（马曰璐号半查）兄弟不以俗学缮性，而志不求时名。清思窃渺，超绝尘埃，亲贤乐善，惟恐不及。”符葆森《国朝正雅集》引陈章的话说：“以道义相劘切，以文章相期许，风雨晦明，始终无间。……而岂世之务声气、矜标榜所可同日语哉！”
不是过份之誉。
也许是同乡的缘故吧（马家祖籍安徽祁门），汪士慎来扬州不久就作客马家，并长期在这里生活，得到的照顾自然较“八怪”其他人为多。汪士慎有别号“七峰居士”，据说就因为马家小玲珑山馆有个七峰草堂。
马氏兄弟与诸名士结有邗江吟社，金农、高翔、华嵒、陈撰、厉鹗、陈章、姚世钰、蔡嘉、朱冕等，都是吟社中人，汪士慎很快与他们结下了友谊，经常一起，诗画交流。有记载的汪士慎雍正七年（1729年）所绘竹石图，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与汪士慎交谊最深的，当推金农和高翔。金农是画梅高手，汪士慎也最擅画梅。据载马氏兄弟曾从南京移来老梅树十三本，植于小玲珑山馆，一时诗人皆有诗描述，汪的写梅，也许与此有关吧。高翔也以画梅著称。金农对他们的画梅，极为赞赏，曾写道：
舟屐往来芜城，几三十年，画梅之妙，得二友焉。汪士慎巢林，高翔西唐，人品皆是扬补之、丁野堂之流。巢画繁枝，千花万蕊，管领灞桥风雪中；西唐画疏枝，半开軃朵，用玉楼人口脂，抹一点红；良缣精楮，各臻其微。
艺术家的相互推崇，溢于言表。但金农性好游，常常外出，朝夕相处的，唯有高翔。
汪士慎和高翔的足迹，几乎遍及了扬州的角角落落。他们联袂泛舟在瘦西湖的前身保障河；眺望今蜀冈观音山一带的隋宫故址；维舟在据说为避免隋炀帝的葬处遭受雷击而建起的铁佛寺（在今蜀冈茶场）；宴饮在王渔洋集众“修禊”，唱出了“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的红桥；踏访过西北的田野和历史陈迹；登过纪念李善注《文选》的“文选楼”。在小玲珑山馆里拍案诵诗更是常事。只要多日不见，便有诗相寄或相忆。汪士慎《赠西唐五十初度二首》之一云：
猿鹤狐踪不易同，到今谁复问穷通。
七条弦上知音少，三十年来眼界空。
每欲放杯还藉酒，不言生计转如篷。
相交相爱垂垂老，朝夕过从风雨中。
他们确是“知音少”中的知音，“眼界空”中的知心，决非世俗之交所能相比的。
乾隆三年（1738年）和四年（1739年）汪士慎曾两次游越。渡钱塘江，谒曹娥庙，登小白华山，观浙江涛，兴致是很高的。待回到扬州，原来视力很差的左眼却失明了。画家失去一目，其不幸可知，但他认为少一目更能安心作画，未尝不是不幸中之大幸。仍作画不辍，且越发精神了。59岁（乾隆十九年，1754年）秋天，汪士慎在扬州北城边买了一处“蓬窗”小屋，作为养老之所，并画了一幅《移居图》。厉鹗题云：
买屋古城下，闻君喜客寻。图书初检校，邻曲共幽深。
扫壁除蛛网，开窗纳树阴。自怜流转意，对此一沉吟。金农赠诗云：
落落与君好，相怜老勿谖。此生同瓦砾，无累及儿孙。心外得太古，耳中思妙言。草堂赀若办，先办种鱼轩。
汪士慎在这所茅屋里，布衣蔬食，品茗读书，写字作画，生活是安宁的。厉鹗题汪士慎的《煎茶图》说：
巢林先生爱梅兼爱茶，啜茶日日写梅花。要将胸中清苦味，吐作纸上写梅花。要将胸中清苦味，吐作纸上冰霜桠。……先生一目盲似杜子夏，不事五侯恣潇洒，肯留一目著花梢，铁线圈成春染惹。……①
汪士慎自己也很自得，曾自刻一印云：“尚留一目著梅花”。对他的八分书（隶书），厉鹗又说：
……巢林居士老好事，典农不惜穷蒐罗，手摹心追成笔冢，坐卧三日难同科。腕悬仍似蚕头篆，笔磔稍存隼尾波。……②
盲一目后书画创作上出现的新境界，使他的作品更为人所重了。
乾隆十七年（1752年），67岁的汪士慎右眼也失去光明，完全成为一个盲人了。别人都为他的双目失明担扰，他似乎颇为泰然。金农有真实的记述：
乾隆壬甲（十七年）初春，春雪盈尺，湿突失炊，予抱孑影，坐昔聊之庐，……是日汪隐君巢林，著屐扶短童相访云：“衰龄忽而丧明，然无所痛惜，从此不复见碌碌寻常人，觉可喜也。”
瞎了双眼可以不再看见蝇营狗苟的庸碌之辈，省心省事，反觉可喜。这是旷达语，然而仔细想来又何尝不是无可奈何的伤心之语？
深居蓬门僻巷，交游本来不多，失去双目不能作书作画，来往的人更少了，除了“三四素心，时相过从”，门前冷落得很。汪水慎耐得住寂寞，也忍得住“蓬生三径逐年贫”的生活，但失明剥夺了他视若生命的书画创作，这种痛苦毕竟是难以忍受的。金石篆刻家丁敬向他索画梅，他的回书是“目已失明，不能复作”。丁敬回想起十年前（乾隆九年甲子）与他在扬州相识的情况，不胜感慨。因次当日汪士慎《腊八日集寒木山房，喜钱塘丁敬身至》的原韵，回了一首诗：
邗江惜别十冬春，每忆茅堂满案尘。
赵壹门闲时谢客，梁鸿灶热肯因人。
饮安茗乳平生嗜，画断梅花宿世因。
肉眼已无天眼在，好看万象又更新。
好个“肉眼已无天眼在”，这话给丁敬说准了。艺术家眼瞎，心是不会瞎的。出于意外的领会和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汪士慎突然提笔写了一幅狂草大字，他本能地感到，这不比失明以前差。他迫不及待地赶到金农的住处。金农记道：
汪六士慎，失明三年，忽近展纸能作狂草，神妙之处，俨然如双瞳未损时。知予卧病萧寺，自携大书一通见赠。……相对终日，尘事俱忘。
汪士慎的喜悦，金农的喜悦，两位艺术家尽在不言中会心默契，达到了如何神妙的地步。
还有一件事使汪士慎得到极大安慰的，是他的诗集《巢林集》，由马氏兄弟替他雕板印成了。
汪士慎“朴不外饰，俭不苟取”，他的晚年是孤寂贫困的，但他得到的是知友们的理解，他别无所求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汪士慎在他的城隅草屋中与世长辞，享年73岁。这位象梅花一般一生疏淡的老人，也象梅花的一缕清香那样消逝了。
“扬州八怪”中，扬州本籍人不多。李鱓、郑板桥是兴化人，兴化隶属扬州府，罗聘原籍歙县，出生扬州，他们都可以说是扬州人。但最具扬州人资格的却是高翔。高翔为扬州府甘泉县人。甘泉县是雍正年间析江都县地而另置的县，其治所仍在府治所在的江都县郭内，高翔当是道地的扬州人。
高翔的家世所知不多。他父名玉桂，字燕山，号竹屋，是江都贡生。终身也就是个贡生，没有做过一官半职。会做诗，有《秋轩诗草》。只会做诗饱不了肚子，所以到高翔出生时已没有房产。高翔的一生是在一处名字很好听（“五岳草堂”）、事实是“所栖唯一庵”的地方度过的。据马曰琯贺高翔50大寿的诗上说：“与君同调复同庚”，他们是同年。马曰琯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高翔亦生于是年。他字凤冈，号西塘，别号有西唐、西堂、犀堂、山林外臣等。从“山林外臣”联系到他有一方印章“臣高翔”，大约他已经具备了秀才的资格，但也到此而已。
高翔青年时代就过着清寒生活。曾教过蒙童，这种收入是很菲薄的，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匡床自在拥寒衾，卧听儿读妻织履”。他穷，穷得清高，穷得自在，像“猛如食叶蚕”似的好学不拙。他和汪士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