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集之民俗风物_周作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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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浴客，位置占地，各自磨垢。一人拥大桶，令爨奴巾背。一人挟两儿，慰抚剃头，弟手弄陶龟与小桶，兄则已剃在侧，板面布中，舒卷自娱。就水舟漱，因脱窥板隙，盖更代藩士，踞隅前盆，洗耀犊鼻，可知旷大，男面女样，用糠精涤，人面鸦浴，一洗径去。（省略十六字。）醉客嘘气，热柿送香，渔商带膻，干鱼曝臭。一环臂墨，若有所掩，满身花绣，似故示人。一拨振衣，不欲受汶汶也，赤裸左侧，恶能说乎。浮石摩睡，两石敲毛，披衣剪爪，干身拾虱。”又云：
“水泼桶飞，山壑将颓。方此时也，汤滑如油，沸垢煎腻，衣带狼藉，脚莫容投，盖知虱与虱相食。女汤亦翻江海，乳母与愚婆蝶蝶谈，大娘与小妇耿耿话。饱骂邻家宫贵，细辩伍阎长矩。讪吾新妇，诉我旧主，金龙山观音，妙法寺高祖，并才及其灵验，邻家放屁亦论无遗焉。”
中国只看过一篇《混堂记》，见于《岂有此理·卷一》，系周竹君所作，《韵鹤轩杂茗》中曾加以赞许。其文云：
“瓷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凿与池通，惋旷引水，穴壁而贮、析薪燃火，顷成沸汤。男子被不沾者，肤垢腻者，负贩屠沾者，疡者，疕者，＊＊（外疒内冉）者，纳钱于主人，皆得入澡焉。旦及暮，络绎而至，不可胜计。跪之则泥什可掏，腥膻臊秽，不可向迹，为上者间亦蹈之。彼岂不知汗那，迷于其称耶，习于俗而不知怪那，抑被不洁肤垢腻者负贩屠沽者疡者疕者＊＊（外疒内冉）者，果不相挽那，抑溺于中者目不见，鼻不闻，心愦愦而不知臭耶。倘使去薪沃釜，与沟渎之水何异焉，人孰从而趋之。趋之，趋其热也。乌呼，彼之所谓堂者，吾见其混而已矣。”此篇近古文，有寓意，人以为佳却亦即其缺点，唯前半记事可取耳，《江户繁昌记》中亦有一节云：
“混堂或谓汤屋，或呼风吕屋。堂之广狭盖无常格，分画一堂作两浴场，以别男女，户各一，当两户间作一坐处，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监此而收钱戒事者谓之番头。并户开牖，牖下作数衣阁，牖侧构数衣架，单席数筵，界筵施阑，自阑至室中霤之间尽作板地，为澡洗所，当半通沟，以受余汤，汤槽广方九尺，下肩灶爨，槽侧穿穴，泻汤送水，近穴有井，辗辕上水。室前面涂以艧丹，半上牖之，半下空之，客从空所俯入，此谓柘榴门。牖户画以云物花鸟，常闭不启，盖蓄汤也。别蓄净汤，谓穴陆汤，爨奴秉勺，谓此处曰呼出，以奴出入由此也。奴曰若者，又曰三助，今皆潜呼番头，秉勺者曰上番，执爨者曰爨番，间日更代，又蓄冷水，谓之水舟，浮斗任斟。陆汤水舟，男女隔板通用焉。小桶数十，以供客用，贵客别命大桶．已令奴摩澡其脊，乃睹其至，番公析报，客每届五节，投钱数緍酬其劳云。堂中科口大略如左。曰：宫家通禁，宜固守也。男女混浴之焚，最宜严守。须切戒人烛。甚雨烈风，打印无定期。老人无子弟扶者，谢浴焉。病人恶疾并不许入，且禁赤裸入户，附手巾罩颊者。月日，行事白。”
静轩写此文虽在百年前，所记浴堂内部设备与现今并大多少不同，唯浴槽上部的拓榴口已撤除，故浴客不必再俯首出入了。陆汤水舟男女隔板通用，在明治年中尚是如此，现在皆利用水道，只就壁间按栓便自泻出，故上番已无用处，三助则专为人撮澡，每次给资与浴钱同价，不复论节酬劳矣。浴场板地今悉改为三和土，据说为卫生计易于洁治，唯客或行或坐都觉得粗糙，且有以土亲肤之感，大抵中年人多不喜此，以为不及木板远甚。浴钱今为金五钱，值中国钱五分，别无官盆名目，只此一等，正与中国混堂相当，但浴法较好，故浑浊不甚。日本人浴者先汲汤淋身，浸槽内少顷，出至浴场搓洗，迫洗泥尽净，始再入槽，以为例。至晚间客众，固亦难免有足莫容投之感，好清净者每于午前早去，则整洁与自宅浴室不殊，而舒畅过之。日本多温泉，有名者如修善寺别府非不甚佳，平常人不能去，投五分钱入澡堂一浴，亦是小民之一乐，聊以偿一日的辛劳也。男女浑浴在浴堂久有禁令，唯温泉旅馆等处仍有之，黄公度诗注稍嫌笼统，诗亦只是想象的香艳之作，在杂事诗中并非上乘。日本人对于裸体的观念本来是颇近于健全的，前后受了中国与西洋的影响，略见歪曲，于德川中期及明治初的禁令可见，不过他比在儒教和基督教的本国究竟也还好些，此则即在现今男女分浴的混堂中亦可见之者也。
七月十二日。
（1937年7月作，选自《秉烛后谈》）
谈关公
越缦堂日记补第五册咸丰八年戊午正月下云：
“初七日甲申晴。下午进城至仓桥书肆，借得明人张育父丑清河书画肪十四册，归阅之。其论书画颇不减元人，间附考证亦多有据，又全载昔人题跋及诸评论，皆有意致可观，丑自赘者亦楚楚不俗，最宜于赏鉴家。昔钱思公尝言于厕上观杂书，未免太亵，若此者正当携之舟中马上耳。”乾隆时池北草堂刻本书画舫原有一部，看了这篇批评便找了出来，我不是赏鉴家，没有什么用处，也只是看看题跋之类罢了。卷一开首是钟繇，对于他的兴趣却并不在法书，还是由于世说新语所载司马昭嘲钟会的话：“与人期行，何以迟迟，望卿遥遥不至。”其次是因为书。画肪上所录的一篇贺捷表，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卷二十四根据纤帖录有全文，今转抄于下：
“臣爵言。戎路兼行，履险冒寒，臣以无任，不获扈从，企伫悬情，无有宁舍。即日长史逮充宣大令命，知征南将军运山单之奇，厉愤怒之众，与徐晃回势，并力扑讨，表里俱进，应期克拢，触火凶逆。贼帅夫羽已被矢刃，傅力反覆，胡修背思，天道祸淫，不终厥命。奉闻嘉蛊，再不自胜，望路载笑，踊跃逸豫，臣不胜欣庆，谨拜表因便宜上闻。臣滁诚呈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建安二十四年闰月九日南蒂东武亭候臣繇上。”此文在书画舫中也有，但是有缺文，贼帅夫羽四字都是墨钉，后面引广川书跋云：
“永叔尝辩此，谓建安二十四年九月关羽未死，不应先作此表。”又张丑注云：
“东观余论考魏志是年十月羽为徐晃所败，表内只云被矢刃，时羽为流矢所伤，未始言其死也，此表非伪，表云闰月是十月，非九月也。”上边三处羽字均非空格，与表文并看，可知是避讳无疑，盖是吴氏刻书时所为，张丑原本当不如是。查陈寿《三国志》三十六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记关羽事凡九百余言，所取者唯报曹归刘一事耳，传末评曰：
“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是很得要领的话。张飞传中亦云，“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而不恤小人。”那么这两位实在也只是普通的名将，假如画在百将图传里固然适宜，尊为内圣外上则显然尚无此资格。人家对张飞的态度也还是平常，如称莽撞人曰猛张飞，（其实猛恐即是莽，今照俗合写，）又吾乡有鸟，颊上黑白纹相杂，乡人称之“张飞鸟”kallatrifi一tiau）亦不详其本名。若关羽便大不相同了，听说戏台上说白自称吾乃关公是也，这是戏子做的事，或若可以说是难怪，士大夫们也都避讳，连书画舫这种书里也出现了，这不能不算是大奇事。论其原因第一当然是三国志衍义的传播。沈涛的交翠轩笔记苍四有一则云：
“明人作琵琶记传奇，而陆放翁已有满村都唱蔡中郎之句。今世所传三国衍义亦明人所作，然东坡集记工彭论曹刘之泽云，涂巷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昔，辄与数文钱，会聚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玄德败则吨蹙1有涕者，闻曹操败则喜唱快，以觉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云云。是北宋时已有演说三国野史者矣。”东坡时已说三国，固是很好的考证资料，但我所觉得有意思的还在别一件事，即是爱护刘皇叔的心理那时已如此普遍，这与关羽的被尊重是很有关系的。那时所讲的内容如何，现在已无可考，我们只看元至治刊本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可以知道故事总是幼稚的很，一点都看不出五虎将怎样的了不得，可是有一件奇事，全相中所画人物身边都写姓名，就是刘皇叔也只能叫声玄德，唯独关羽却都题曰关公，似乎在六百年前便已有点神圣化了，这个理由很不容易了解。至治本平话不必说了，便是弘治年三国志通俗演义以至毛声山评本，里边讲的关羽言行都别无什么大过人处，至多也不过是好汉或义士罢了。无论怎么看没有成神的资格，虽然去当义和团等会党的祖师自然尽够——义和的本字实系义合，这类点号至今在北方还是极常见，盖是桃园结义的影响，如刘关张之尚义气而结合，他们也会集了来营商业或练武技耳。关羽正民间所受英雄的崇拜我们可以了解，若神明的顶礼则事甚离奇，在三国演义的书本或演辞中都找不出些须理由来，我所觉得奇怪的就是这一件事。关羽封神称帝的历史我未能存细查考，唯据阮蔡生《茶余客话》卷四云：
“关庙之见于正史者唯明史有之，其立庙之始不可考，俗传崇宁真君封号出自宋徽宗，亦无据。按元史祭祀志，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殿启建白伞盖佛事，与众拔除不祥，抬异监坛汉关莱神轿，夫曰抬异神轿，则必塑像，有塑像则必有庙字矣，然则庙始于元之先司可知也。”又云：
“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十月十日加封为三界伏成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四十五年丁已五月福藩常询序刻洛阳关帝庙签簿曰，前岁予承命分封河南，关公以单刀伏于皇父宫中，托之梦寐间，果验，是以大隆徽号，由是敕闻天下而尊显之云云。予见各省关庙题桂皆同此号，殆始于明神宗时。”可知关圣帝君的名称起于万历，禹斋是一位大昏君而其旨意在读书人中发生了大效力，十足三百年里大家死心塌的信奉，因为是圣是帝而又是神，所以尊严的了不得，避讳也正是当然，犹如不敢写丘字玄字一样，却不知道他原来是骄于士大夫的，读书人的丑态真是毕露了。他们又送志在春秋的匾额给他，硬欲引为同类，也很可笑。据本传裴山松注云：
“羽为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那么其程度似亦颇浅，后人如欲丁武人中求脊秋学者，何不再等几年去找那项下有瘦的杜预乎，阮葵生云，“雍正四年增设山西解州五经博士一人。”此亦是送匾之意，或可为读书人解嘲。不佞非敢菲薄古人，只因着不出关羽神圣之处何在，略加谈论，若是当他一条好汉，则当然承认，并无什么不敬之意也。廿六年八月五日。
（1937年8月作，选自《秉烛后谈》）
周作人文集之民俗风物卖糖
崔晓林著《念堂诗话》卷二中有一则云：
“《日知录》谓古卖糖者吹萧，今鸣金。予考徐青长诗，敲锣卖夜糖，是明则卖扬鸣金之明证也。”案此五字见《徐文长集》卷四，所云青长当是青藤或文长之误。原诗题曰《昙阳》，凡十首，其五云：
“何事移天竺，居然在太仓。善哉听白佛，梦已熟黄粱。托钵求朝饭，敲锣卖夜糖。”所咏当系王锡爵女事，但语颇有费解处，不佞亦只能取其末句，作为夜糖之一左证而已，查范啸凤著《越谚》卷中饮食类中，不见夜糖一语，即梨膏糖亦无，不禁大为失望。绍兴如无夜糖，不知小人们当更如何寂寞，盖此与炙糕二者实是儿童的恩物，无论野孩子与大家子弟都是不可缺少者也。夜糖的名义不可解，其实只是圆形的硬糖，平常亦称圆眼糖，因形似龙眼故，亦有尖角者，则称粽子糖，共有红白黄三色，每粒价一钱，若至大路口糖色店去买，每十粒只七八文即可，但此是三十年前价目，现今想必已大有更变了。梨膏糖每块须四文，寻常小孩多不敢间津，此外还有一钱可买者有前脯与梅饼。以沙糖煮茄子，略晾干，原以厂两计，卖糖人切为适当的长条，而不能无大小，小儿多较量择取之，是为前脯。梅饼者，黄梅与甘草同煮，连核捣烂，范为饼如新铸一分铜市大，吮食之别有风味，可与青盐梅竟爽也。卖糖者大率用担，但非是肩挑，实只一筐，俗名桥篮，上列木匣，分格盛糖，盖以玻璃，有木架交叉如交椅，置篮其上，以待顾客，行则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