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 作者:毕飞宇-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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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正是人类的监狱，现代性使时间变得分外急迫，让你像擀面条那样把时间越擀越长，但是你无处藏身。你不论藏在哪儿别人都可以通过一组数码找到你，你的生命完全地数字化了。被数字极端化了、典型化了。你只是电话号码、电话保密号码、手机号码、BP机号码、信用卡号码、工资卡号码、工作证号码、通行证号码、音质号码、指纹号码、血型号码、瞳孔直径号码、体重号码、心律号码、血压号码、血小板号码、血质素号码、肺活量号码、骨质号码、避孕套号码、探亲避孕药号码、女性内用卫生棉号码、座次号码、航班号码、密码箱号码、考勤号码、信箱号码、图书证号码、发动机号码、车牌号码、驾驶证号码、鞋帽号码、电表水表号码、维修号码、姓氏笔画号码、准考证号码、准营证号码、合格证号码、病床号码、死亡证号码、骨灰盒号码，总之，在0～9之间，这些无序混乱偶然必然的阿拉伯基数组合和序数组合就成了你，朋友可以通过这些号码找到你，警察可以通过这些号码侦破你，仇人可以通过这些号码揭发你，你可以通过这些号码发财、做官、倒霉、因祸得福或因福得祸，然而，你没有一项隐私是“私有”的，它只能是社会的一个“值”，现代性就是依靠这些数字组成了一首歌，哆、、咪、发、嗦、啦、希，你就成了旋律，与汽笛、干杯、卡拉OK、打耳光的声音一同，汇进了一片响声之中。你无知无觉，你不知身在何处，你觉得岁月如常，而电脑通过科学的二进位制的电子换算，放大了你，缩小了你，使你重新变成颜色、线图、声音、形象、运算思维，再现你，拷贝你，使你普遍成偶像、效益、利润、税收，而你无知无觉。人类惟一的大理想就是把“人”再讨回来，流行乐就是一种最没用的办法。讨回来了吗？没有。讨不回来了。所以歌手只剩下“歌唱”这么一点临在。“临在”你懂不懂？歌唱会告诉你。流行乐的悲悯和无奈全在这里头。

　　但是人们需要。所以商人就看中了它。

　　人类的每一次重大行为最后都成了商业。商业总是人类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他们永远是赢家，优秀的政治家总是把目光投向商业。这一来在他临死的时候至少是成功的。

　　我们歌唱，是因为我们渴望破坏——最后被破坏的也许就是你的声音，我们自己。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十一章（1）　
　

　　　　
　

　　
　
　

　　作为生活里的一种补充，BP机在该响的时候总是会响起来。而BP机真的响起来，生活就会顺应BP机的鸣叫发生某种改变。耿东亮把手上的麦克风放到吧台上，开始拿眼睛寻找电话。酒鬼说：“我没有电话，你出去打。”耿东亮回完电话，匆匆向大宇饭店赶去。李建国在那里等他，他不能不快点。虽说早就入了秋，秋老虎还是厉害，比起夏天也差不了哪里去。城市的确是越来越热了。除了在空调下面，你在“大自然”里头几乎已经无处藏身了。

　　李建国正坐在大宇饭店的璇宫，很悠闲地抽着三五牌香烟，他的对面坐了一个女孩子，开心地和他说笑，女孩留了童花头，看上去像一个日本中学生，璇宫里的冷气开得很足，耿东亮从电梯上跨进来的时候T恤正被汗水贴在后背上，潮了一大块，现在却又有些冷了。耿东亮走到李建国的面前，很恭敬地说：“李总，我来晚了。”李总抬起头，用夹烟的左手示意他“坐”。耿东亮怕坐到女孩的身边去，却更不情愿和李总并肩坐在一起，就犹豫住了。这时候留童花头的女孩往里挪了一个座位，耿东亮只好坐下去，随意瞟了一眼，身边坐着的却不是什么日本中学生，而是舒展，艺术学院辍学的女民谣歌手，签约仪式上见过的。她穿了一件很紧身的海魂衫，两个小奶头肆无忌惮地鼓在那儿，乳峰与乳峰之间挂了一件小挂饰，很俏皮的样子，很休闲的样子。即使坐着不动，舒展的两只小奶头也能起到一种先声夺人的效果。舒展仰起脸，对耿东亮说：“哈，不认识我啦？”耿东亮从坐下去的那一刻脸就已经红了，这刻儿更慌乱了，文不对题地说：“哪儿，我只是出汗太多了。”

　　小姐递过来一杯雪碧，冰镇过了，干干净净的玻璃壁面不透明了，有些雾。而杯子里的雪碧更让人想起那句广告词，晶晶亮亮，透心凉。

　　璇宫在大楼的顶部，以每小时一周的匀速缓慢地转动，人就像坐在时间里了，与时间一样寓动于静，与时间一样寓静于动。城市在脚底下，铺排而又延展，整个城市仿佛就是以大宇饭店为中心的，随着马路的纵深向远方辐射。许多高楼竖立在四周，它们与大宇饭店一起构成了城市。城市在被俯视或者说被鸟瞰的时候更像城市了。它们袒露在耿东亮的面前，使耿东亮既觉得自己生活在城市的中心，又像生活在城市的局外，这样的认识伴随了眩晕与恐高感，耿东亮认定只有一个出色的歌星才配有这样的好感觉的。

　　璇宫在转，耿东亮就是时间，他可以是秒针，也可以是分针，甚至，他还可以是时针。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心情，时间的走速这刻儿全由当事人说了算。

　　耿东亮说：“李总，有事吧？”

　　李建国的上身半仰着，不像是有事的样子。李建国微笑说：“别总是李总李总的，等我把你们捧上天，成了明星，别不认识我就行了。”舒展把杯子握在手上，让杯子的孤形壁面贴在自己的右肋，一副娇媚的样子。舒展笑着说：“李总，你又来了。”李总优雅地弹掉烟灰，说：“刚刚忙完一阵子，累了，歇一下，想和你们吃顿饭。”耿东亮听完这句话，身体全放松了，把上身靠到了椅背上。李总说：“今天吃自助餐。别怪我小气。我只想来一次自由化，想吃什么点什么。就像阿Q说的那样，想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耿东亮和舒展一同笑起来，很有分寸地笑过一回，耿东亮和舒展在敛笑的时候相互打量了一眼，不管怎么说，这句话在璇宫的空调里头多多少少有一点生气盎然。璇宫里的人不多，三三两两的，他们很斯文地咀嚼，或者耳语。斯文、干净、整洁，还有空调，这一切都不像炎热的秋老虎，一举一动都如沐春风。

　　三个人各自取好菜回来坐下，李建国就发起感慨来了。李建国说：“你们知道我最怀念什么？”他这么一说，立即又自问自答了，“我现在最怀念做教师的日子，师生相处，实在是其乐无穷的。”李建国随口就说出了尊师爱生的几个小故事，舒展和耿东亮一边抿了嘴咀嚼，一边很仔细地听，不时还点几下头。李建国说：“其实我一直拿你们当学生，好为人师了——没办法，心理上拐不过来。”李建国打起了手势，说，“干了这一行就身不由己了，没办法。你们不一定能了解我的心情，我拿你们当自己的孩子，这话过分了。没办法。”耿东亮不住地点头，认定了李建国的这些话是说给自己听的。耿东亮在这一刻觉得李总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挺实在，挺可爱。人家只是“没办法”。

　　“你别说了，”舒展说，“做我们老师也就罢了，怎么又做起父亲来了？我们可是拿你当大哥的。”

　　这句话李建国很受用。他的表情写在那儿，他摇了几下脑袋，笑着说：“没办法。”

　　李总笑道：“多吃点，给我把三个人的钱全吃回来。”

　　李总故作小气的样子，让耿东亮和舒展又笑了一回。

　　李总敛了笑，脸上的表情走向正题了。李总放下餐具，从三五牌烟盒里抽出两根香烟，并列着竖在餐桌上。李总望着这两根烟，便有些失神。李总说：“公司经过反复研究，打算给你们采取一种短、平、快的包装方式。”他用手指着一根烟，说，“你，金童。”随后他又指了指另一根香烟，说，“你，玉女。”然后李总才抬起眼来，交替着打量耿东亮和舒展，问道：“明白吗？”


《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第十一章（2）　
　

　　　　
　

　　
　
　

　　大大方方的舒展却咬住了下唇，低了头不语，李总伸出手，把两根香烟挪得更近一些，几乎是依偎在一起了，心连心、背靠背的样子。李总笑起来，依旧只盯着餐桌上的两根香烟，说，“我是不是在拉郎配？嗯？”李总说，“我不干涉你们的生活，公司只是希望你们在某种场合成为最受人羡慕的情侣形象，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那我可不管，否则我真的成了乔太守了，乱点鸳鸯谱的事情我可不干，我希望看得到你们的恩爱，快活得只剩下忧愁。如此而已。”李总抬起眼，看了耿东亮一眼，又看了舒展一眼。他的这一眼既是询问，又是通知。

　　“是真事，但可以假做，是假事，但做得要像真的，表演和包装就是这么回事。”李总说。

　　“试试看吧。”舒展说。

　　李总就拿眼睛盯着耿东亮。

　　耿东亮有些愣，有些无措，一时回不过神来。这件事过于突兀，在感受上就有许多需要商量与拒绝的地方。然而当着舒展的面，话也说不出口。耿东亮说：“试试看吧。”

　　李建国听得出两个“试试看”的不同意义。女性天生就是演员，从幼儿园到敬老院，她们在表演方面总是胜男性一筹的。李建国在舒展那一头就不打算再说什么了，他再一次伸出手，挪出一根香烟，放在自己与耿东亮之间，依旧只看烟，不看人。李建国说：“还有件事情要和你商量。是你的姓名——你的姓名太像人名字了，太像了就一般，流于大众，流于庸俗，缺乏号召力。一句话，你的姓名不像一个明星，没有那种摸不着边际的、鹤立鸡群的、令人过目不忘的惊人效果。这样很不好。”李建国总经理说，“公司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叫什么‘耿、东、亮’，不能。公司决定让你叫红枣。大红枣又甜又香，送给那亲人尝一尝，对，就是那个红。这名字不错。有那个意思。”

　　耿东亮愣在那儿，说：“这一来耿东亮是谁？”

　　李总慢声慢气地说：“你耿东亮当然还是你耿东亮。”

　　“那么红枣呢？”

　　“红枣也是你。这么说吧，红枣就是耿东亮所表演的那个耿东亮。”

　　“我为什么要表演耿东亮？”耿东亮的目光便忧郁了。

　　“所谓明星，就是表演自己，再说了，耿东亮这三个字不好卖，而‘红枣’好卖——价格不一样。”

　　舒展这时候在一旁插话了，她自言自语说：“舒展、‘红枣’，我也觉得这样好。”

　　耿东亮便不语，低下头弄了一点什么东西放进了嘴里，嚼了半天也没有嚼出是什么东西，只好咽下去。

　　李建国总经理从脚下取出了公文包，抽出几张纸，耿东亮一看就知道又是合同。李建国微笑着说：“我看我们就这么定了吧。”

　　耿东亮接过合同。合同的全部内容等同于这顿自助餐的所有步骤，真是妙极了。商业时代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印证了这样一句古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商业时代的每一顿饭都隐含了精打细算的商业动机。耿东亮提起笔，犹豫和难受又上来了。舒展却早早签完了，打量着耿东亮。耿东亮不动手，只是很茫然地愣神，呈现出犹豫与无奈的局面。

　　“怎么啦？”舒展说，“不愿意和我搭档？”

　　“哪儿。”耿东亮说。

　　舒展半真半假地说：“是不是我长得不够漂亮？”

　　“哪儿，”耿东亮说，“你说哪儿去了。”

　　“我可是巴不得和你合作的，”舒展说，“签了吧。”

　　耿东亮只好就签了。一笔一画都有些怪。他写下的是“耿东亮”，而一写完了自己就成了“红枣”了。

　　李建国端起了杯子，开心地说：“为红枣，干杯！”

　　耿东亮在这一个瞬间里头就变成了红枣了。

　　红枣有这样一种印象，李建国总经理与他几乎从合作的开始就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即改造与被改造。正如李总当初对三位签约歌手所要求的那样：“这是一次脱胎换骨，你们必须重新开始。”李总尽量用那种玩笑的口吻对他们说：“我希望你们重新做人。”

　　这些话虽然是对三个人说的，然而红枣听得出来，这几句话是“有所指的”。他与另外两名歌手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他走上商业的前线从一开始就带上了“脚踩两只船”的动摇心态。这就决定了他的二重性与不彻底性，这就有了摇晃与背离的可能性。李建国总经理要求自己的队伍在挣钱这个大目标上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李建国总经理必须保持这支队伍的纯洁性。

　　红枣似乎是在某一个瞬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