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侯-第1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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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从年可不习惯这种阵势，只见他微微扭动身子，脱出了孙元化的控制，沉着脸责问道：“孙老，你什么事情可以好好说嘛，何必要拉拉扯扯的啊！”要不是对孙元化对大明来说太过重要了，李从年早就让人把他拖出去爆打一顿了。
孙元化他可不管自己的举动，是不是惹李从年生气，只见他有些微黑的脸上写满了兴奋，嘴里大声喊叫着：“成了，成了，□□终于被我研制成功了。”望着孙元化面若癫狂的摸样，李从年越发感到莫名其妙的。成了，难道这家伙研究成功了？看着着面若癫狂的孙元化，李从年带着里孙元华来到射击的靶场。“难道他们俩也对打枪感兴趣了？”李从年心里猜测。
可是孙元化抱着一个盒子里，跑到李从年的面前，从里面拿着几颗箭形弹，递给李从年，面上激动地说道：“侯爷，你看。”
李从年接过来一看，却发现这些箭形弹和以前的不太一样，弹托把小铁箭中下部全部包裹起来，只露出锋利的箭头，原来固定小铁箭的石蜡不见了，弹托和铁箭结合得天衣无缝，呈现出枣核般的外形，与李从年前世用过的那些步枪弹的弹头十分相似。
李从年心里疑惑道：“这样的弹头是很漂亮，可是射击时弹托和弹头怎么分离呢？”
旁边的李默仿佛知道李从年在想什么，说道：“侯爷，要不你用这种枪弹打几发试一试。”
李从年上好弹药，采用立姿瞄准不远的一个靶子，开枪射击，“嘭！”熟悉的枪声响过，对面的木靶晃动了一下，李从年走到近前一看，木靶上一个小洞清晰可见。
“咦，”李从年十分惊奇，射击的结果表明弹托和弹芯分离十分顺利，“难道他们找到了新的制造箭形弹的方法？”
李从年走回刚才射击的位置，找到了散落在地面的三片被火药烧灼成黄黑色的木片，又拿起一发箭形弹仔细观察，这一次他看出来了，新式箭形弹是由三个薄木片组成的，似乎用了某种胶水粘合成了一个整体，呈现出漂亮的流线型。
、第一百九十七章 蒸汽机（3）
李从年将手里的箭形弹往地上一摔，箭形弹并没有裂开，看起来强度还不错，于是问道：“难道孙老你们配置出了新的胶水吗？”
孙元化和那个瓦特一起点头，然后孙元化向李从年介绍了新箭形弹诞生的过程。
跟随李从年这么长时间，李从年对他们极为尊重，给的待遇很高，每次有新发明新工艺出现的时候，总是有许多奖励，这种办法可是刺激工匠们良方，李从年也不会懂什么专业的知识，可是李从年有银子，有超越这个时代的眼光。他就不相信几百万银子砸不出新的科技。所以，尽管实验室的工作十分枯燥，他们也没什么怨言，毕竟谁和愿意和银子过不去。
按照原先的设计，木质弹托作为一个整体，加工精度要求极高，只有像他们这样经过数十年锻炼出来的手艺才能保证质量，别人无法替代。
孙元化都明白了他们的工作对李从年的重要性，也知道弹药的消耗极其巨大，可是他们内心绝不甘心一辈子就是加工一个又一个木质弹托，所以一直以来实验室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的发明冒出来，他们渴望亲身参与这些新产品的设计和制造。
李从年听完之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木质弹托加工难度高，产量少，这个问题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没想到最后还是被孙元化和吴青山俩人攻破了这道难关，从此以后，弹药的瓶颈就不存在了。
部队的射击训练强度可以加大了，装备火枪的数量也不会受到弹药不足的困扰，自己手里的军事力量可以增加好几倍，其中的意义怎么形容都不过分。李从年惊喜之余也感到万分庆幸，幸亏自己当时想办法把这两人留在了身边，否则这个难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破解。
李从年立即召集实验室所有人员，当众宣布重奖孙元化和瓦特各五百两银子，封大匠师称号，并且奖励为国勋章，每月的薪水翻两番，并允许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和研究。
通过这次□□，李从年要向所有人员传达一个强烈的信息：只要是为大明做出了贡献的功臣，他绝不吝啬奖励，而且奖励的力度会出乎大家的意料，李从年的发言在军械司诸人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巨额的金钱奖励超高的地位和待遇让他们羡慕不已，许多人暗下决心，也要向他们俩一样，创造出有价值的发明，只要自己努力，他们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而在晚上和工人们的聚会当中，李从年举起酒杯朝军械司所有工人说道：“国家的繁荣是靠你们这些工人辛苦劳动换来的，在这里本侯在代皇上和朝廷感谢你们了。”李从年举起手里的酒杯，对着燃烧的木材堆望着在旷野中所有的工人说道，大明的繁荣昌盛靠得其实就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大明复兴根本就是一局空话而已。
晚宴上摆放着许多工匠们都一辈子都没见过的佳肴，更不会出现酒不够喝的情况，可是镇北侯今天晚上说的话，却是让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忘怀，他们找回了自尊心，找回了心理的那丝感动。从这以后，军械司的工人们，发挥着他们的能力，为着大明的复兴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一夜李从年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的酒，说了多少的话，可是他却记得这些为了大明任劳任怨的工人，为大明的富强，牺牲了一切的人。
、第一百九十八章 人口普查（1）
第一百九十八章 人口普查
明朝的户籍管理有一个严重的弊端，那就是明代的户籍制，分民户军户匠户三等，只要你被划了其中的一个身份那可就是世代承袭，不能随意变更的。但由于在大明的军户匠户的地位较低，根本不可能进入科举入仕为官，又有着沉重的徭役负担，使得逃户隐匿很是普遍。
明代的匠户制，源自元代，较元代管制已是较为宽松，洪武年开始实行轮班制，匠户分住坐存留轮班三种，轮班匠每三年前往京城服役，尽管每次役期仅三个月，但加上来回路程就要半年左右了；若再加上官吏与作头的勒索，匠户们往往要借高利贷，甚至典卖田地儿女了。
直到成化年间，近百年的轮班制才被废除，改为征“匠班银”。由于匠户受剥削严重，早就大量逃亡，至嘉靖年，匠班银不过能征六万多两。而皇家与官府工程多由住坐存留匠供役，这种服役在匠户中的不平衡，匠户的逃亡隐匿更趋严重，到天启崇祯年时，匠班银更是征收寥寥，皇宫劳役越来越依靠市场供给了，这也就是崇祯将乾清宫东暖阁装修为藏书室时，太监竟上报需几万两银子的原因，如按明初的匠户制度，崇祯只需出点木料钱即可，工匠的劳役是无偿提供的。
如今的匠户制，早已败坏不堪，事实上早就无法运转，匠户制的废除，也只剩下最后一层窗户纸需要捅破了。至于军户制，同样败坏已极，如若没有粮饷发放，根本就别想能调动得了这些卫所官兵，如辽东采取的兵制，已与军户制大不相同，基本同募兵制没什么区别了，但军户制的废除却不是匠户制那么简单，一是涉及的户口过多，占各州府户口两成多，二是天下乱象频仍，正是需要军队保障稳定的时候。
而李从年自从入朝之后就曾经考虑过户籍改革，可是诸事繁杂，再加上海禁开放之后，人口流动一定很大，所以根据镇北侯李从年提议，内阁大臣进行讨论之后，认为此次户口普查已是势在必行，人口普查是变法措施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准确的户口黄册。
而这次人口普查的背景是陕甘移民四川，陕甘两省本就是边穷之地，土地贫瘠再加上连年大旱，百姓早就过不下去四处逃荒了，但毕竟有着明朝的户籍制管制，大量的农民还是被束缚着，这次大举移民四川，既有良田住宅，官府还免税五年，更又提供一些迁移所耗费，这些身无片瓦的农民那还不积极响应，而陕北各府县的官吏，早就被乱民闹怕了，朝廷能把这些“穷鬼”迁走，正好了却心头烦忧，难再加上各地都察院和监察司官员的督查下，这次移民十分顺利。
然而户口普查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在陕甘两省移民登记户引的试行过程中，这种技术性的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但是仍有那么多的波折，就与户口隐匿严重有着相当大的关系，镇北侯李从年趁机提出身份牌制度，也就是每一个居民在成年之后，可以凭着这个身份牌外出务工和游历，而这种身份牌就成为了个人身份的证明，这个庞大的计划，却因为身份牌的防伪而不得不在很的地方进行实验。
、第一百九十八章 人口普查（2）
移民计划是根据黄册记载的陕甘当地户口而制定，尽管户部也想到这点，却不好向皇帝明说，而崇祯虽对黄册记载有所怀疑，却也未想到这点。由于崇祯制定的政策，确实对陕甘百姓是雪中送炭，许多隐匿中的户口逐渐浮出水面，最后需要移民的数量远超最初计划。也正因此，崇祯的移民计划不断修改，但在有限的财政支持下，却总也赶不上移民的需求，这也可说是叛乱不断的原因之一。
“如何让隐匿户口浮出水面”却是崇祯和李从年满是头疼，户部尚书曾经隐晦地向崇祯提出过，这个历史遗留的严重问题，不是户部能够自行解决的，因为它涉及到大明的赋役制度。因为每个在册人户都要缴赋税出徭役，和缴纳人头税，而当百姓不堪重负税收的时候，地方必然想方设法隐瞒人口，逃避税收。要想举行人口普查，清查人口，前途下就要进行赋税改革。
但是，税制的变革，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大明的税赋制度的在户部尚书的解释下，崇祯皇帝和李从年这才明白，这里面对饿利益纠葛，根本就不是短时内能，除非崇祯和李从年能快刀斩乱麻，可实现在开放海禁在即，崇祯和李从年也不想节外生枝。
李从年越是了解深入，越感觉税制改革不容易，大明立国已二百四十余年，田赋徭役制度已经数度变革，每次赋役制度的变革，目的都很正确“均赋役，减轻百姓负担”，无不是与权贵富商们博弈的结，然而幸福的理由各有不同，失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政治□□，权贵勾结”。
赋役制度执行起来，被那些□□官吏不断地扭曲，以至需要再度变革；赋役制度再变革后，在吏治仍不清明的情况下，权贵富商相互勾结，再度扭曲了税改本意，反而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再度引发下轮税改的动力，这也是前朝名相张居下变法时，“考成法”先行，“一条鞭法”随后，也正是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原因，在根本上触及了权贵富商们的利益。张居正死后，十年变法即被终止，本人也落得个家破名裂。
“一条鞭法”尽管在张居正的强力压制下，也只在部分省府真正得以施行，即使这样一个效果，仍挽大明狂澜于既倒，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得“百姓安居乐业，朝廷钱粮满仓”，万历帝可以完成“三大征”，再二十余年不临朝，但是到了崇祯朝时，张居正变法的成果已消耗殆尽。历史上，也正因再未能出个百年一遇的“张居正”，终于在内忧外患的交困中，大明朝终走到了尽头。
明税制的合理与不合理，主要在于权贵富户有各种手段可以避税，最终普通百姓成为纳税的主体，如此税负岂不沉重。贫民百姓当被逼到绝境时，只能是卖田地卖儿女，最后落得逃亡为流民，才能躲避了那些沉重的赋税。只是，普通百姓被逼为流民，也就是朝代走到末世的象征，离天下大乱就不远了。
田赋役税，在有明两百多年中，每逢百姓负担极不合理，赋役已不合时宜时，即出现许多有识有志之士启动税制变革，以明朝的徭役为例，从明初的“均工夫”，到徭役制度化后的正役与杂役，正役不断变迁，先后出现“里甲银均平银纲银会银”等的变革试验，其趋势是：徭役定额征出，徭役依人丁田地多寡，均平征派。徭役可折银钱改征，裁撤里甲支应征派的权利。
杂役，则先后出现均徭法十段册法的变革试验，仅役法的变革就如此繁杂，而每次变革的原由，都是役法从最初的适应社会，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明朝的官僚机构，有科举取仕的规模限制，官员的编制膨胀有限。但在明代中后期，政治□□，各地官府的吏役却是无限制的膨胀，尤其是万历帝不上朝的二十多年中，各地官府为着私利膨胀更加无度，徭役征发更趋增加，征输的名目方式繁多。
李从年看到每当广大百姓怨声载道的时候，大明统治面临危机，即有有志之士冲破重重阻力，开始了均平徭役的探索和试验。税赋的变革多从南方发起，南方的经济繁荣发达，权贵豪门的势力较北方为弱，因而变革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