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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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父亲在民盟中央的座谈会上表态说：“对我的批评，我暂不辩论。我的发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错误，也可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害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总之，要用一番动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学习。”
6月11日一大早，父亲为商谈庆祝《光明日报》建社八周年的事情，驱车来到储安平的家。这是座落于阜成门内大街的一个小四合院。去之前，母亲的侄女婿、供职于“光明”副刊的作家巴波告诉父亲：储安平的家，不大好找。听人家说它的对面，是个“正兴石油商店”。找到石油店，便可寻到他的住所。
在不大的客厅里，他们开始了短暂的谈话。储安平情绪低落，对父亲说：“我已辞职，社庆的事就不要同我谈了。”
如此拒绝，便只有沉默。
在沉默中，父亲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储安平的前途担忧起来。父亲终于开口，道：“老储，你的负担重不重？”
“不重。”
“不重就好。”父亲继续说下去：“人要碰到那么三种情况，就困难了。”
“哪三种？”
“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名利心重，三是有生活压迫。遇到这三种情况，恐怕就非出来做事不可。”
储安平听罢，说：“我不在这三种情况之列。生活负担不重，孩子大了，经历半辈子，名利心也淡泊多了。”
有了这样的答复，父亲稍感放心。但转而又想：储安平隐退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好呢？沉吟片刻后，又道：“老储，今后可以超脱一些，你年龄不大，又有学问和眼量，可以多研究些中国的思想问题。依我看，今天能够看到五十年以后的事的人还没有。”话说到此，父亲心中自是一阵辛酸。
储安平觉得父亲是在替自己寻找后路，且态度至诚。便也问道：“伯老，我如果搞研究的话，那么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父亲说：“现在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困难问题不能解决。一是农民问题；二是学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三是经济建设中的错误；还有一个就是中共自身的问题。比如，原来是科员，入了党，要做科长；原来是科长，入了党，要做处长；处长要做局长，局长等着做部长。一万多党员，都要成了国家公职人员。中共的政党机构庞大，而且全部国家化。这个政党制度问题，靠教育党员是不能解决的。当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但国家内部党与政，党员与官员之间，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却是这么一种关系，的确少见。老储，像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只有你这样的人，才可以研究。”
储安平点头却无语。尽管父亲说的这番话，他是同意的，但心中清楚——自己辞职后能否从事研究工作，已不是眼前这个社长所能决定的了。
对父亲的到来，身陷危难的储安平是很感激的。他感到今后不会和章伯钧发生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但他们的友谊有可能持续下去。
父亲回家，一再叹息道：“可惜呀，储安平。有些素质是要与生俱来，无法培养的。”
6月11日，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即在吴晗的主持下，率先召开了批判储安平的会议。会上，吴晗厉声说：“过去国民党确实是‘党天下’，储安平现在说共产党是‘党天下’，不但是歪曲事实，且用意恶毒。”并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有勇气，是由于后面有人支持。他要求所有的《光明日报》的盟员和储安平划清思想界限。
6月13日，父亲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一文。他承认自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思想上犯了严重错误。
6月14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史良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公开声明：储安平的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她说：“储安平是民盟盟员，是《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曾经庄严地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参加了国家领导人的选举。他现在公开反对他自己参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并且把责任推给全国人民所拥护爱戴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诬蔑毛主席和周总理有‘党天下’的清一色思想。这不是要挑拨煽动全国人民对领导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周总理引起恶感，还是什么呢？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还是什么呢？”
史良继而指出：对身为《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父亲作为《光明日报》社长，应当负有政治责任。她还把6月8日晚上父亲作客她家讲的“胡风、储安平将来要成为历史人物”的一番话，全部揭发，一句不拉。
举座怵然而惊，父亲也傻眼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母亲惊骇不已，万不想父亲身处凶险之境，还在对外人掏心挖肺。父亲也后悔莫及，万不想告密者竟是私交甚笃的史良。而史良的这篇谈话是拿储安平开刀，为的是打开针对章罗的民盟反右运动的局面。她的强硬讲话在无形之中，从一个法学家立场把储安平的言论定为：有罪。刹那间，恶风扑面，惊雷炸顶。整个形势在这样一群书生眼前，变得狰狞恐怖。
性情温和的史良在亮出铁手腕的一刻，储安平就掉进了恐怖的中心。我放学归来，从母亲那里已经知道了这个坏消息。来不及做功课，便先去书房看父亲。他一人独坐，表情茫然又凄然。
我走到父亲的身后，摸摸他的头发，俯耳问道：“爸爸，你说胡风，储安平真的会成为历史人物吗？”
父亲从头上握着我的手，说：“会的。现实是卢郁文得势，储安平倒霉。但现实的东西往往不可靠。爸爸很替储安平难过，爸爸对不住他。因为他不调到《光明日报》，就决不会惹上这场祸事。”
6月15、16日，《光明日报》连续两天，举行了社务会议。在章伯钧、储安平二人要不要在《光明日报》检讨的问题上，发生争论。章乃器站出来为储安平辩护，说：“我觉得，储安平的言论，从政治来看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的好。”他又批评父亲，认为在储安平向其请教办报路线问题的时候，说话相当随便，以至于助长了储安平的错误思想发展。章乃器最后说：“有许多人以往看来庸庸碌碌，这次大鸣大放，发表的意见从理论到业务，头头是道。天才都发展出来了，我非常高兴。”
随即，《光明日报》刊登了《章乃器最近几天的谬论和错误态度》的大块文章。揭露他在社务会议上的反动言论。这时，储安平、章伯钧成为一个政治警示信号：谁替他们说话，谁就是他们的同类。
此后，父亲和储安平各自挨斗。
储安平在九三中央斗得很苦的事情，是父亲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在某些人的眼里，储安平被民盟看中调到“光明”任总编，几乎就等于是对九三的背叛。而当时他在九三所受歧视，现在也就成了某些人自诩左派的资本。在统战部的指挥下，九三学社联合《光明日报》在11月24日、25日、28日举行了千人批斗大会，系统揭批储安平。先后发言者三十余人，其中包括九三领导人的许德珩、孙承佩，“光明”的负责人常芝青，还有九三学社里的知名科学家，如茅以升、严济慈、裴文中、薛公绰等也纷纷表态、亮相。会议场面浩大，气势汹汹。可以说九三的这个会，是八个民主党派搞批斗的顶级之作。
储安平做了题为《我的检讨》的检讨，承认了“党天下”是对党的恶毒攻击，承认了自己在“光明”的所作所为是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检讨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检讨“党天下”言论；第二部分检讨在“光明”的工作；第三部分梳理思想根源。他的检讨，条理清晰，轮廓分明；不像父亲那样大包大揽，全部吃进咽下。他的检讨，不推卸责任，不拉扯别人；不像罗隆基那样东拉西扯，拖出一大堆。他的认错，尽管达到中共要求的高度，但态度适中，分寸得当，不像黄琪翔那样自责不已，痛哭流涕。
11月12日，父亲和储安平同时被民盟中央免去《光明日报》社长和总编辑的职务。父亲扳起手指一算：储安平在“光明”总计工作68天。
1958年1月，储安平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人也从《光明日报》弄回九三中央。
那时，我正痴迷于李少春和他的京剧《野猪林》、昆曲《夜奔》。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
恨天涯一身流落；
专心投水浒，
回首望天朝。
急走 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良夜迢迢，
红尘中，误了俺武陵年少。
实指望，封侯万里班超；
到如今，做了叛国黄巾，背主黄巢——”
声音清越，动作飘逸，一座空荡荡舞台充满了凄楚悲凉。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这个扮相俊朗，人生命运直起直落，起落之间没有圆滑，没有缓冲与下坡，极峭极美的林冲，就是我们的储安平了。
父亲和储安平一别，就是三年。这三年，中国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进入了大饥荒。一日，也是右派夫妻的《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来家闲坐。大家自然而然地谈起吃喝来。父亲说，自己如今每月配有一斤猪肉，二斤鸡蛋；母亲说，她每月配有一斤白糖，二斤黄豆。
一口四川话的邓季惺告诉父母：“你们两个晓不晓得？按现在的说法，配肉蛋者被称作肉蛋干部，配糖豆者叫糖豆干部。”并指着父亲说：“你是右派当中唯一的肉蛋类。李大姐（即母亲）、我和铭德都在‘糖豆’之列。”
她的话，让父亲听得哈哈大笑。
聊了一阵，父亲大概觉得陈邓二人对新闻界有所了解，便问邓季惺：“你可知道储安平的近况？”
邓季惺说：“我们没有他的一点消息。”她的眼睛一亮，说：“许德珩不就住在你家的旁边，不出百米。你如问他，定知详情。若自己不便出面，来个迂回，让李大姐去问劳君展（许德珩夫人），不也可以了吗？”
父亲摇摇头。在我的记忆中，章、许两家似乎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但我至今也不知内中有什么原因。邓季惺答应父亲，再从其他人那里打听储安平的近况。等了数日，没有回音。
一天清早，父亲又提起储安平，对母亲说：“既然打听不到老储的近况，健生，你去看看他吧！”
母亲立刻去地安门食品店偷偷买了些高级糖果、饼干。因怕洪秘书看见后密告，便藏在父亲的书柜内，和明版书放在一起。
第二天下午，去了。储安平的家已从阜内大街搬到了棉花胡同。
父亲一直在客厅呆坐，连书都看不进，等着母亲带回消息。母亲回来，父亲见她一脸的平静，他的心才稍稍放下。
母亲去卫生间洗脸洗手，父亲眼巴巴地跟在后面，问：“你看到人了吗？情况怎么样？”
母亲去卧室更衣，父亲还是紧巴巴地尾随于后，忙不迭问：“他怎么样了？家里的人还好吧？”父亲像个孩子一样，母亲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安稳地坐在客厅沙发上、母亲才说端详：“储安平开门，发现是我的时候，居然高兴得不知所措。拿出家里最好的绿茶，请我喝。一再问伯老好不好？身体怎么样？我说，伯钧在所有朋友里面最惦记的是你，也最对不住你。他早就想来看你，只怕再连累你，所以先让我来探望。储安平听了这话，很感动。他说，谢谢伯老的关心，自戴上帽子以来，与民盟的人、和‘光明’的人，再无联系。他也不想看那些人的嘴脸。”
“他现在的生活情况呢？”
“我问老储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还好。虽然工资降了很多，但现在的日子过得简单，没有太大的开销，自己也节俭惯了。谈起日常生活，老储说：‘李大姐，我带你看一样东西。’说完领着我出了北屋，来到院子的东边。原来这里盖了个小羊圈，养了些羊。有两只是母的。”
说到这里，父亲听不下去了。他起身，望着窗外，不禁叹道：“共产党不给他一点事情做！”
“共产党给你事情做了吗？”母亲反问了一句，
父亲的情绪猛地激烈起来。他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