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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周作人文集之追怀故人_周作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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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初听见藤村先生的名字,还是在东京留学的时代,这大约是明治四十年丁未,长篇小说《春》开始在东京朝日新闻上登载,其时作者年纪还只是三十六岁,想起来也正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但是与藤村先生相见,却一直在后。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三年甲戌秋间,利用暑假,同内人到东京去住了两个月,徐耀辰先生也在那里,承东大的中国文学会发起,在山水楼饭庄招待我们,其时来客中间有一位是藤村先生。这是八月四日的事,徐先生因为翻译《新生》,曾屡次通信,便去拜访一次,后来藤村先生差人来约小饮,邀我同去,于二十日晚在麻布区六本木的大和田,这是第二次的见面。那天在坐的,除徐先生和我外,还有和仕哲郎、有岛生马二氏,连主人共计五人户藤村先生带来一本岩波文库中的陶仓觉三著《茶之书》送给我,题曰,赠周作人君,岛崎生。还客气说,是一本旧的,很对不住,其实我倒是比新的更觉得喜欢,饭后,主人要了几把折扇,叫大家挥毫做个纪念,详细记不得了,只就我所分得的一把来说,中间有岛氏用水墨写了一片西瓜,署款十月生,即是“有”字的字谜。右边藤村先生写短歌一首云: 

    □□□□□、 

    □□□小竹□ 

    □□□□□、 

    □□□□□□□、 

    □□□□□□□。 

    (以上均为日文) 

    署款藤字。案此系西行法师所作,见《山家集》中,标题曰题不知,大意云,夏天的夜,有如苦竹,竹细节密,不久之间,随即天明。在《短夜的时节》文中也引有此歌,大约是作者所很喜欢的一首,只是不可译,现在只好这样且搪塞一下。徐先生写了两句唐诗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和迁氏与我只简单的署名,各写两个字而已……第三次见面又在七年之后,即民国三十年四月,我往日本京都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的时候。开会后我于十四日由京都到东京,住在帝国旅馆,十七日中午应日本笔会之招,至星冈茶察。晤见好些旧相识的文人,其中最年长者便是藤村先生。这回又承以大著《夜明前》二册见赠,卷售题字曰,呈周作人君,昭和十六年四月,于东京曲叮,岛崎生。附有信笺一,纸云: 

    “此拙著稍经执持,已略旧,唯系留置家中之初版木,因不复顾及失礼,持以奉赠,如承收纳作为纪念,幸甚。四月十六日。”藤村文库定本《夜明前》,我早已有了一部,但是重版后印,今得到作者持赠的初版本,回来以后便把原来的一部送给了别人了。总计我见到藤村先生,最初是在甲戌,那时他六十三岁,最后是辛已,那时七十岁了,因此我所有的印象仿佛是一个老哲人,《夜明前》第一册在昭和十年乙亥出版,上边的照相觉得最与我的印象相合。藤村先生是东亚文学界的大前辈,文章与智慧远出我们之上,见面时只是致敬,并未多谈,但我们直感得这是和我们同在一条线上的,所以平时很感到亲近,因此对于逝世的消息也就会觉得有一种近于恐慌之感了。 

    藤村先生在文学上的绩业,自有日本文学史家会加以论定,我不能说什么,这里只是略述自己的印象以及感叹之意而已。藤村先生的诗与小说以前也曾读过好些,但是近年爱看杂文,所记得的还是以感想集为多,在这里我也最觉得能看出老哲人的面影,是很愉快的事。《雪天的纸窗》中还有几篇随笔,反覆的读了很是喜欢,再去查原书,在昭和五年庚午出版的《在市井间》一册里找到了几篇,如《小诸的回忆》,《短夜的时节》,《养生》,儿回想起要翻译,却终于不曾下笔,因为觉得这事情太难,生怕译不好反把原文弄坏了。创作中富有思想的分子,而这又有空间的与时间的博大性的,这是我所尊重的作品,藤村先生的感想随笔,就是小篇也多有此特质。而今已没有这样的人了,在这里正可谓之东亚的一损失,没有方法可以弥补的。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1943年8月作,选自《药堂杂文》)



 记杜逢辰君的事

    此文题目很是平凡,文章也不会写得怎么有趣味,一定将使读者感觉失望,但是我自己却觉得颇得意义,近十年中时时想到要写,总未成功,直至现在才勉强写出,这在我是很满足的事了。杜逢辰君,字辉庭,山东人,前国立北京大学学生,民国十四年入学,二十一年以肺病卒于故里。杜君在大学预科是日文班,所以那两年中是我直接的学生,及预科毕业,正是张大元帅登台,改组京师大学,没有东方文学系了,所以他改入了法科。十七年东北大恢复,我们回去再开始办预科日文班,我又为他系学生教日文,讲夏目氏的小说《我是猫》,杜君一直参加,而且继续了有两年之久,虽然他的学籍仍是在经济系。我记得那时他常来借书看,有森鸥外的《高濑舟》,志贺直哉的《寿寿》等,我又有一部高畠素之译的《资本论》,共五册,买来了看不懂,也就送给了他,大约于他亦无甚用处,因为他的兴趣还是在于文学方面。杜君的气色本来不大好,其发病则大概在十九年秋后,《骆驼草》第二十四期上有一篇小文曰《无题》,署名偶影,即是杜君所作,末著一九三0年十月八日病中,于北大,可以为证。又查旧日记民国二十年分,三月十九日项下记云,下午至北大上课,以《徒然草》赠予杜君,又借予《源氏物语》一部,托李广田君转交。其时盖已因病不上课堂,故托其同乡李君来借书也。至十一月则有下记数项: 

    十七日,下午北大梁君等三人来访,云杜逢辰君自杀未遂,雇汽车至红十字疗养院,劝说良久无效,六时回家。 

    十八日,下午往看杜君病,值睡眠,其侄云略安定,即回。 

    十九日,上午往看杜君。 

    二十一日,上午李广田君电话,云杜君已迁往平大附属医院。 

    二十二日,上午盂云娇君来访。 

    杜君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疗养院的。在《无题》中他曾说,“我是常在病中,自然不能多走路,连书也不能随意地读。”前后相隔不过一年,这时却已是卧床不起了。在那篇文章又有一节云: 

    “这尤其是在夜里失眠时,心和脑往往是交互影响的。心越跳动,脑里宇宙的次序就越素乱,甚至暴动起来似的骚扰。因此,心也跳动得更加厉害,必至心脑交瘁,黎明时这才昏昏沉沉地堕人不自然的睡眠里去。这真是痛苦不过的事。我是为了自己的痛苦才了解旁人的痛苦的呀。每当受苦时,不免要诅咒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病中苦痛之一斑,在一年后这情形自然更坏了,其计画自杀的原因据梁君说即全在于此。当时所用的不知系何种刀类,只因久病无力,所以负伤不重,即可治愈,但是他拒绝饮食药物,同乡友人无法可施,末了乃赶来找我去劝。他们说,壮君平日佩服周先生,所以只有请你去,可以劝得过来。我其实也觉得毫无把握,不过不能不去一走,即使明知无效,望病也是要去的。劝阻人家不要自杀,这题目十分难,简直无从着笔,不晓得怎么说才好。到了北海养蜂夹道的医院里,见到躺在床上,脖子包着绷带的病人,我说了些话,自己也都忘记了,总之说着时就觉得是空虚无用的,心里一面批评着说,不行,不行。果然这都是无用,如日记上所云劝说无效。我说几句之后,他便说,你说的很是,不过这些我都已经想过了的。末了他说,周先生平常怎么说,我都愿意听从,这回不能从命,并且他又说,我实在不能再受痛苦,请你可怜见放我去了罢。我见他态度很坚决,情形与平时不一样,杜君说话声音本来很低,又是近视,眼镜后面的目光总向着下,这回声音转高,除去了眼镜,眼睛张大,炯炯有光,仿佛是换了一个人的彬子。假如这回不是受了委托来劝解来的,我看这情形恐怕会得默然,如世尊默然表示同意似的,一握手而引退了吧。现在不能这样,只得枝梧了好久,不再说理由,劝他好好将息,退了出来。第二天去看,听那看病的侄儿说稍为安定,又据孟君说后来也吃点东西了,大家渐渐放心。日记上不曾记着,后来听说杜君家属从山东来了,接他回家去,用鸦片剂暂以减少苦痛,但是不久也就去世,这大约是二十一年的事了。 

    杜君的事情本来已是完结了,但是在那以后不知是从哪一位,大概是李广田君罢,听到了一段话。据说在我去劝说无效之后,杜君就改变了态度,肯吃药喝粥了,所以我以为是无效,其实却是发生了效力。杜君对友人说,周先生劝我的话,我自己都已经想过了的,所以没有用处,但是后来周先生说的一节话,却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所以给他说服了。这一节是什么话,我自己不记得了,经李君转述大意如此:周先生说,你个人痛苦,钦求脱离,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现在你身子不是个人的了,假如父母妻子他们不愿你离去,你还须体谅他们的意思,虽然这于你个人是一个痛苦,暂为他们而留住占老实说,这一番话本极寻常,在当时智穷力竭无可奈何时,姑且应用一试,不意打动杜君自己的不忍之心,乃转过念来,愿以个人的苦痛去抵销家属的悲哀,在我实在是不及料的。我想起几句成语,日常的悲剧,平凡的伟大,杜君的事正当得起这名称。杜君的友人很感谢我能够劝他回心转意,不再求死,但我实是很惶恐,觉得很有点对不起杜君,因为听信我的几句话使他多受了许多的苦痛。我平常最怕说不负责的话,假如自己估量不能做的事,即使听去十分漂亮,也不敢轻易主张叫人家去做。这回因为受托劝解,搜索枯肠凑上这一节去,却意外的发生效力,得到严重的结果,对于杜君我感觉负着一种责任。但是考索思虑,过了十年之后,我却得到了慰解,因为觉得我不曾欺骗杜君,因为我劝他那么做,在他的场合固是难能可贵,在别人也并不是没有。一个人过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尝过,这以后如不是老成转为少年,重复想纳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渐倾于为人的,为儿孙作马牛的是最下的一等,事实上却不能不认他也是这一部类,其上者则为学问为艺文为政治,他们随时能把生命放得下,本来也乐得安息,但是一直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牺牲一己以利他人,这该当称为圣贤事业了。杜君以青年而能有此精神,很可令人佩服,而我则因有劝说的关系,很感到一种鞭策,太史公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或得如传说所云写且夫二字,有做起讲之意,不至全然打诞语欺人,则自己觉得幸甚矣。 

    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四日,记于北京 

    [附记] 

    近日整理故纸堆,偶然找出一张纸来,长一尺八寸,宽约六寸,写字四行,其文曰: 

    “民国二十年一月三十日晨,梦中得一诗曰,惬息掸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疑。族人或云余前身为一老僧,其信然那。三月七日下午书此,时杜逢辰君养病北海之滨,便持赠之,聊以慰其寂寞。作人于北平苦茶庵。”下未钤印,不知何以未曾送去,至今亦已不复记忆,但因此可以知道社君在当时已进疗养院矣。老僧之说本出游戏,亦有传讹,儿时闻祖母说,余诞生之夕,有同高祖之叔父夜归,见一白须老人先入门,迹之不见,遂有此说,后乃衍为比丘耳。转生之说在鄙人小信岂遂领受,但觉得此语亦复育致,盖可免于头世人之讥也。十一月三十日。 

    (1944年10月作,选自《立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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